从交际翻译理论视角看《佐治刍言》

采用描述性方法,从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视角来分析《佐治刍言》中的＂非忠实＂翻译现象。指出该译本的改写是译者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基于原文的交际特性,为了实现特殊翻译目的而有意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将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很好地同原文信息进行融合,使得译本被中国文人所接受。认为这种基于文本交际特性的改写,对当下的翻译活动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文学翻译中受控于非文本因素的策略性误译探索——基于改写理论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束缚,将翻译纳入系统的、动态的功能研究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以改写理论为指导,分别从意识形态、诗学形态、读者期待、赞助人要求和译者动机5个方面探讨分析非文本因素对文学翻译过程的无形操控,及由此导致的译者的策略性误译。     

从不同翻译策略看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翻译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其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译者的文化取向不同必然影响其翻译的策略,这点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的翻译中得到证实。     

改写理论视角下的文学翻译

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改写理论是当今翻译文化学派的重要理论之一。传统的翻译理论注重“对等”以及文本分析,而改写理论更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语境、历史等对翻译的影响。本文以改写理论的视角,结合笔者的翻译实践,分析改写理论对文学翻译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指导作用。     

女性主义翻译中改写兴盛的原因

女性主义把翻译当作一种政治手段,女性主义翻译改写非常兴盛.勒费威尔的翻译操纵理论认为翻译就是一种操纵,一种改写,它与女性主义翻译达成了契合.本文以勒费威尔的翻译操纵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女性主义翻译中改写现象盛行的原因进行研究,具体将从诗学形态和赞助人这两大因素对女性主义翻译改写盛行的原因进行探究.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策略

解殖民是后殖民时代的关键词之一,中国的解殖民化研究经历了从理论译介再到具体研究的过程,但至今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对翻译文学解殖民化的研究往往混合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而且专门探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解殖民化的成果十分稀缺。实际上,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浓厚的解殖民色彩,它主要通过以下翻译策略来达到解殖民的目的：中国文学主体身份的确立、弱小民族以及东方文学的翻译、翻译改写、被压迫阶层文学的翻译以及对传统的回归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文学的独立性。     

外宣翻译的方法——功能翻译理论视角

功能翻译理论认为,不同的文本类型和翻译的目的及功能决定了译者可以灵活地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视角对外宣翻译的方法进行了探讨,结合译例,提出了删减法、增添法、整合法和改写法。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 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打破了传统传媒研究的意义透明观， 认为大众传媒是在一种特定的符码系统中运作，受众可能会采取主导、妥协甚至对抗的三种解码立场，强调通过积极解码参与对霸权意识形态编码的斗争。该理论对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充分阐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从特定的符码系统中产生，翻译是一种典型的解码和编码行为。而且，较之信息论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和翻译中的改写操纵论，“编码/解码”理论在翻译研究中有着自身的理论优势。     

从谭恩美的小说《拯救溺水鱼》看英译中的改写

改写自古有之,但它既不属于直译又不属于意译,在两者夹缝中,似乎很难立足。比利时翻译理论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其本质上都是改写,译文在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等方面受到制控。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的理论对谭恩美小说《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一书作了实例分析,探讨改写者的翻译策略,同时对改写存在的必然性作了探讨。     

动画电影字幕翻译中的语言改写

迪士尼动画电影风靡全球,其高水平的字幕翻译在其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动画电影字幕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 避免地会“改写”“改译”某些内容,来实现语言的教育意义和对儿童的正确引导作用。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出发,以《疯狂动 物城》的字幕翻译为析,对比大陆版本和台湾版本字幕译文,分析其字幕翻译背后的翻译目的和所运用的翻译策略。     

改写理论诗学视角下《丰乳肥臀》英译本研究

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活动,受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的三个因素的制约。本文以改写理论为框架,从三大制约因素之一诗学角度研究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英译本。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法分别从修辞手法、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习语表达二方面分析研究,探讨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从而得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成功地运用了省略、直译、替代的翻译策略,使英译本广受西方读者的喜欢。     

改写理论视角下葛浩文英译《沉重的翅膀》译者主体性研究

改写理论视角下,翻译是一种改写,译者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制约。通过分析葛浩文翻译的《沉重的翅膀》在以上三种因素制约下对原文的改写,总结出葛浩文发挥译者主体性的特点,进而发掘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改写理论视角下可操作的维度。     

浅谈诗歌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著名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活动,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他提出,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这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中意识形态指普遍接受的社会认知,诗学形态是语言层次的、普遍接受的对文学的预期形式。本文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文为例,着重研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变化对诗歌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译者主体性论析——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到勒费弗尔的改写理论

作为跨文化交际中重要的桥梁,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一直以来,译者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正确认识。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到勒费弗尔的改写理论,在文化转向潮流的推动下,翻译理论家们终于跳出语言内部因素的樊篱,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语言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译者主体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不过,勒费弗尔的改写理论重点考察的是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因素,而如何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从晚清到五四

翻译研究派学者勒弗威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译者在翻译时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对原作进行改造,以符合译入语的社会需要。以此为理论视角,研究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状况,分析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及诗学对儿童文学翻译选材、翻译方法及语言表达的影响。两个不同的时代造就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不同面貌,不同的儿童观和文学范式给儿童文学翻译带来深刻的影响,这样的儿童文学翻译也为当时的社会进步或文学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说明儿童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功利性的行为,似乎总是并且应该保持着动态的特点。     

旅游翻译规范研究

现行的翻译规范主要建立在文学翻译研究的基础上,难以有效地指导旅游翻译实践。根据翻译规范理论、目的论、接受美学和关联理论等相关成果,结合具体的实例,从旅游产业发展定位、译语文本接受者期待视野和翻译的改写策略等方面探讨旅游翻译规范,以期探寻旅游翻译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     

“忠”还是“不忠”：翻译与改写的家族相似性

翻译标准之争持续至今,没有定论。从一开始的"忠实论"、"对等论"到后来的"读者反应论",原文的主体地位逐渐削弱。人们意识到忠实原文很难做到,翻译和改写的界限开始模糊。再往后,解构主义翻译学派提出"作者‘死’了",原文的主体地位彻底被颠覆,翻译根本无法还原原文,翻译和改写的界限更加模糊。根据维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理论,翻译和改写同属创作范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具有家族相似性,很难彼此区分。因此,翻译也很难用"忠"与"不忠"的标准来衡量。     

诗学形态作用下葛浩文的翻译改写——以《生死疲劳》的英译为例

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文学英译的第一人.然而,他的翻译却一直饱受学界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其翻译中的改写.该研究以文学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以《生死疲劳》的翻译为个案,对葛浩文在翻译中所做的改写进行考察,研究发现:葛浩文在翻译中确实进行了较多改写,其中很大一部分改写是目标文学系统的诗学形态综合作用于译者而发生的改写,这不是译者的无心之举,而是有意为之,其最明显的意图便是让译作在异域环境中为更多的异域读者接受,从而延续作品在异域的生命.     

改写理论的分歧意见析评——兼与王峰、马琰商榷

本文探讨了国内外翻译界对改写理论存在的主要分歧及其成因。认为：Munday所称的三要素实际是文学系统的控制要素,并且和Hornby等人的三要素一样,可以归结为两要素,翻译的四个层次也最终归为两个决定要素：意识形态和诗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两要素的制约,但译者并非毫无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接受,或试图挑战、超越这些约束。     

从权力话语看林纾翻译中的改写

翻译作为话语的一种形式,有着文化建构的功能。而任何时代都有对话语进行制约的“知识型”。受所处时代“知识型”的影响,林纾的翻译采取了对翻译文本加以选择、翻译中予以删减或对言说方式进行改写等策略,从而保证了其译作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