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唐代诗歌中“捣衣”意象的嬗变

南北朝至唐代出现了大量的“捣衣诗”同题及运用“捣衣”诸物象抒发感情的诗作。在此期间，捣衣诗的意象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南北朝时的捣衣诗经历了由“宫怨”到“闺怨”的发展过渡，并长期以“宫怨”、“闺怨”为基调：进入唐代以后，“捣衣”意象有所拓宽；盛唐之后，捣衣诗在“怀念”这一层面上完全普适化，即除传统的“宫怨”、“闺怨”诗外，还可以运用“捣衣”诸物象来表达思妻、怀乡、怀友等多种感情。     

孤月 征衣 弱柳 残梦——浅析唐代闺怨诗中的常见意象

闺怨诗,即反映闺中思妇离愁别怨的诗,是闺妇对丈夫的相思怨恨之词。它是诗歌中的古老题材,发展到唐代更盛,因唐代闺怨诗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唐代闺怨诗中大量出现月、衣、柳、梦这些意象,成为令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它以其承载的丰富文化含义与诗歌融为一体。唐代闺怨诗中常见的月、衣、柳、梦等意象,为认识唐代闺怨诗的艺术特性和了解诗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提供一扇新的窗口。     

花间词抒写闺怨模式例说

在《花间集》中，以抒写闺怨的作品居多。在众多的闺怨词中，“娇慵无力懒梳妆”这一独特意象被广泛地运用，成为花间词抒写闺怨所用最多模式之一，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做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延续，自必有它的背景和条件：其一，往代抒写闺怨或宫怨的文学作品中，相类意象的运用，是形成花间闺怨词这一抒写模式的先声；其二，温庭筠在接受齐梁宫体诗和唐代“青楼文学”影响的同时，扬弃了齐梁宫体诗人对女性外在形貌的赏玩甚而是亵玩的低级趣味，把笔触延深到对女性心灵的探索上，完成了“青楼文学”女性描写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其三，社会现实及时代精神与词人的个人生活经历，促成了这一模式的形成。     

唐代闺情宫怨诗创作浅论

在唐代,表现闺情宫怨题材的诗人、诗作大量涌现。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唐代之前,还是唐代之后都是少有的,因而很有必要对之作深入的研究。首先对闺情诗和宫怨诗的概念进行界定,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深入论述唐代闺情宫怨诗产生的历史传承与现实条件,唐代闺情诗和宫怨诗的创作概况,从而对唐代闺情宫怨诗的创作做一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古典诗词中的鹦鹉意象及其文化内蕴探究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鹦鹉意象由来已久，它并非单纯的物象所指，在历代文人骚客的笔下，不断被赋予新的意涵，积淀成为一个包涵丰富内蕴的诗歌意象。其中闺怨宫怨、文采风流、英才不遇以及乡思客愁是这一意象的主导意蕴。由此，进一步探索形成丰富意蕴的文化成因对于古典诗词的解读是颇有意义的。     

“关”和“闺”:王昌龄诗的两种情结——兼论王昌龄的家国守望情怀

“关”和“闺”或者与二者相关的物象、意象大量而密集地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在王昌龄的边塞诗、闺怨诗甚至羁旅赠别诗中,两类意象不仅体现了王昌龄诗的风格,更成了王昌龄诗的两种情结。两种情结也并非互相孤立无关,而是在矛盾中紧密伴随的,共同凝结了王昌龄的守望情怀,前者守望国家、民族,后者守望家园、情爱。     

英国男怨诗与中国闺怨诗比较研究

中西爱情诗亘古不变地演绎着对爱人的的依恋、思念、期盼.当这种盼望变成失望,失望变成绝望,埋怨之情油然而生.但此"怨"--男子对女子的"男怨"与彼"怨"--女子对男子的"闺怨"不尽相同.本文撷取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男怨诗和中国封建社会闺怨诗的些许奇葩,拟从背景、主题、意象等方面比较其异同,以期更好地理解两种文化下的怨情和两种怨情所反映的文化.     

南朝边塞诗对“陇首”意象的塑构

“陇首”由地理方位之名,经过汉代文人创作,以及由民歌进入乐府的过程,形成了以悲凉为特质的文学意象。南朝边塞、赠答、征戍、闺怨等主题诗中,多涉及陇首意象,这与南朝诗人对北方“陇首”一带的想象性构建密不可分,是南朝文学对唐代边塞诗意象群形成作出的贡献。     

闺怨词意象衔接研究——以辛弃疾《祝英台近·晚春》为例

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主体创作,与读者思想相互交融而形成的,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诗歌由意象统摄,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同时也是诗歌的衔接手段。本文运用意象衔接理论,以辛弃疾的闺怨词《祝英台近·晚春》为例,把意象的衔接分别归纳为事物类、志向类、行为类和情感类,来分析诗词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古诗词曲英译中的宫怨文化

宫怨文化作为宫人们独特的情感表达模式之一,以其特殊的敏感,沉重的感叹,体物于工致,抒情于深刻,赋予诗歌哀婉的基调,真实地展现了宫廷女子细腻的内心世界,再现了女子们凄婉哀怨的心境。本文将从宫怨与四季、宫怨与花草、宫怨与日月文化三种文化意象来探讨宫怨诗的翻译方法及技巧。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论陶渊明的"真"

文章评述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指出其核心所在是一个"真"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