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政策过程的批评话语分析——基于“农民工”称谓演变的视角

对"农民工"称谓演变的微观话语分析发现,农民工政策话语在建构社会的同时,也受制于社会结构.我国政府处理农民工事务的行动逻辑正逐步从"服务于经济发展"转向"关注社会民生".政策变迁映射和推动了社会变迁,我国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在经历"严苛管制"自由流动"历程后,正朝着渐进式市民化方向发展.研究还发现,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微观话语解构是政策分析的有效切入点,有助于唤起更深刻理性的政策协商,促进社会公平.     

论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贫困

我国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 ,在城市中他们属于贫困群体。农民工的贫困原因是由于农民工与城市人相比缺乏公正的社会权利 ,即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贫困是造成农民工地位低下的深层次原因。我国农民工社会权利贫困相当严重 ,现行的制度和政策缺乏对农民工社会权利的保障 ,农民工现有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农民工缺乏参与制订社会“游戏规则”的公平机会。因此 ,我们要根据制度公正的基本理念 ,给农民工以公平、公正的社会权利     

基于改进高斯混合模型的运动目标分割算法

基于“制度-话语”研究视角,对1949—2021年农业转移人口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考察不同制度情境下政策话语转化为治理实践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受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农业转移人口政策经历了巩固政权的政治主导逻辑、发展经济的市场逻辑以及共享改革成果的社会逻辑的演变历程。政策制定者的情境认知与官方传媒和大众知识结合,建构了农业转移人口“非法流动者”“农民工”“新市民”的社会身份,并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为与之对应的城乡分治、城乡二元以及城乡一体的制度安排,与嵌入其中的政府治理行为共同促成农业转移人口严格管制、规范化管理以及包容性治理的历时性治理变迁。     

论公民社会权利视野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

引入国外的公民社会权利理论,作为分析完善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学理基础,要求我们通过制度创新,给农民工以平等的国民待遇,落实公民的迁徙自由,扩展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缺失问题.     

公民权视域下的农民工身份承认与社会团结

建立在civilright意义上的公民权研究无法有效回应社会团结问题,须在citizenship的意义上重新理解公民权。这种公民权遵循从身份承认到权利获得的逻辑,为存在分殊差异的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团结资源。以此为理论视域,文章分析了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的身份承认问题,认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市民与农民工彼此的公民承认共同迈进公民权的体系中,各自能够以公民身份自我宣称与相互宣称,最终达致社会团结。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明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演变

明代统治者对工商业的政策是复杂而又多变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简单地以重农押商来概括明代工商业政策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解释其问政策变化的情况，更无法说明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文章试图通过从制度、制度环境和明中期出现的社会现象入手，对明王朝的重农押商政策和举措进行分析，以探究其政策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     

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思考

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有明显的缺陷,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中立法的空缺、体制的限制、权利意识的淡薄、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支持系统发展不完善,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的制度、落实农民工权利保护的法律依据、加强农民工权利的行政保护力度、重塑农民工权利的司法救助机制、建立专门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等是完善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的主要措施。     

流动女性社保难的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由于平等对待的一般原则,往往持有性别中立的政策立场,但性别中立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能保证两性的平等享有,有可能会扩大性别差距.社保政策没有将实际存在的性别差异作为必要因素加以考虑,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假设和安排,使流动女性在享有社会保险政策时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流动女性社保难题是城乡结构和性别结构双重作用的结果,这两种结构都具有不平等的性质,应当对此进行相应的政策制度调整,尽可能克服双重差别对流动女性造成的权利不平等.     

“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民工在经济、政治、人格等方面表现出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政策性歧视、观念偏见、利益分歧与冲突是其主要原因。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从政策合理引导农民工流动、建立和完善增进社会公正的有关制度、创造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有利条件、提高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能力、尊重和保护农民工维权意识等多方面努力。农民工问题只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才会真正走上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     

政策传播与政策变迁的关系——基于“农民工”公共议题的实证考察

媒介对公共议题的建构影响着相关政策的变迁过程。采用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农民工政策变迁过程主要时间节点前后相关政策的媒介建构特征。结果表明,在政策议题形成前、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政策变迁未完成时及相关政策进入落实阶段后等不同的政策变迁时段,媒介以其独特的议题建构方式,对政策变迁起着不同的作用。研究建议,政府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确定政策议题过程中应重视相应时期的媒介议题,在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应谨慎对待相关议题的媒介建构方式,重视媒介的解读与宣传功能并及时对政策效果进行反馈和修正。     

社会融合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具有连续性和过程性特征,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不是农民工初到城市务工就直接形成的,而是在逐渐适应和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新的城市文化、获得相关权利和地位、建构异质型的社会关系等社会融合行为逐步实现的.文章利用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考察了社会融合因素对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文化融合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最显著,解释力最强,政治融合、互动融合的解释力依次递减,最后基于社会融合的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社会政策与公民权利的实现

李清伟在《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3期中撰文指出，不同的社会政策理念引导不同的社会政策，不同的社会政策又导向不同的公民权利结构。社会政策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反贫困的社会政策计划对公民权的影响主要在于贫困人口的经济权利的实现；防止意外事件的社会政策计划对公民权的影响是遭受意外伤害事件的公民，不管其是否贫困。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宪法属性试论

迁徙权、平等权和受教育权三大宪法权利共同构成的公民迁徙平等受教育权是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实质。我国现行有美政策制度有违宪法的精神,不利于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益的实现。作为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的义务主体,国家应建立流动公民平等受教育权保障机制,以落实宪法责任。     

农民工的就业排斥问题研究

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劳动力组成部分,已经成为社会就业政策和制度设计时的重点考虑对象。由于历史制度的遗留问题的存在,农民工仍然承受着不同形式的就业排斥,在经济地位、心理感受和福利享受等方面受到极大的限制。农民工就业排斥主要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市场失灵、社会等级文化观念以及农民工个人素质较低等方面因素影响,并提出要健全劳动立法、完善农民工就业保障机制、提升农民工素质,以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还社会于民”与社会基础秩序的建构

"还社会于民"作为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是走向更加和谐的社会必须建构的社会运行体制。其从静态上看是一个"以人为本,社会中心和权力多元化"的社会权利架构和管理制度,从动态上看是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权利不断回归社会公众,以及国家(政府)、社会公众之间在公共事务管理上不断互动的过程。当前"还社会于民"这一权利架构和制度模式的建构始终面临着一些社会基础秩序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民间组织制度、发展经济民主、积聚社会资本、推进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治理(善治)"制度的建立对于推进这一权利架构和制度模式的建构至关重要。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生成逻辑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既有个体风险，也有社会风险。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失败典型案例，利用风险感知、风险传递和风险的社会放大等理论，聚焦风险酝酿期、风险发展期与风险爆发期，深入剖析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相异阶段生成逻辑脉络。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个体风险生成大致遵循“个体层面因素驱动-风险感知直接偏差-风险传递扩散-个体发展损害”脉络；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风险生成大致遵循“社会层面因素推动-风险感知间接偏差-风险的社会放大-社会发展损害”脉络。因而，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治理，需强化精准思维和整体性治理导向，应以风险治理共同体为“翘板”,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治理协作。     

地方治理的政治-制度视角:以农民工保护政策执行为例

文章从地方治理的政治-制度视角分析了国家的农民工保护政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执行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制度结构决定了农民工保护仍然是以基层政府治理为主导的,但是基层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受到了削弱,以局部效率作为制度逻辑的地方治理面临着转型的困扰.国家与农民工之间的隐含联盟这一政治过程正在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地方治理结构中,并逐渐削弱着已有的制度逻辑.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人口流动政策回顾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政策历经多次演变,与其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性质、速度、方向、规模也呈现出阶段性动态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人口迁移主要体现在区域间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向农村的迁移,但此后转变为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为主。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政策则经历了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从严格限制流动到逐渐放开流动;从对进城人口进行管制到进行引导,最终转变为兼顾推动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和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这些政策变迁的内涵体现了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需求,也体现了中国社会流动体系不断开放和完善的进程。     

政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农民工社会距离研究的一个视角

政策意愿是指能够对政策或制度制定起重要影响的阶层或群体的心理、情感、思想观念、价值观、生活习惯等主观因素,它是社会优势群体或阶层对制定新政策的观点和看法。实证分析发现,对城市政府制定政策改善农民工待遇表示支持的市民占据多数,表示反对的市民占据少数。年龄越大的市民越倾向于限制农民工,即年龄大的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大于年龄小的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移居城市时间越长的市民,越不愿意支持改善对农民工的待遇。支持或反对政策调整的行政干部会占一半。政策意愿与主观心理感受、交往行为有相关性。从北京市而言,大部分市民可能会对为改善群体关系、缩小社会距离而推行新的利益分配机制表示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