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创作中延安红色主题形象的塑造类型探析

革命圣地山水画题材的出现,有着它别样的时代机缘和现实基础。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重要的"圣地"之一,对延安红色主题形象的塑造与表现也经过了特殊的发展历程。中国画中的"延安红色主题形象"塑造呈现出了多种不同的类型,这不仅代表了传统国画艺术在革命现实的背景下有了新的表现题材和创作模式,而且也代表了时代所给予艺术家思想上的改造结果。     

无法返归的自然——对《藏獒》的生态批评

动物小说《藏獒》在2005年倍受关注。小说以怀念藏獒呼唤人性为主题,但若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切入,却会发现作者生态意识的狭隘和局限。从作品的形象和主题可以看出其生态意识并未真正体现动物平等,也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作品形象塑造和主题挖掘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只有从真正的生态意识出发,才有望回归自然,创作更多的生态佳作。     

关于我国歌剧创作的几点思考

正我国歌剧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有着无法抹去的荣光。当然,它也存在着不应回避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创作方面。2013年6月8日至10日,由中国歌剧研究会、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和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2013中国歌剧论坛",将其主题设立为"攻坚克难:开创中国歌剧创作新局面",并以"研究中国歌剧创作现状,提高中国歌剧创作质量"为其目标和任务,从本届论坛四大板块的主题发言(即理论探索、实时观察、创作实践、他山之石)和自由讨论中不难看出,当前我国歌剧创作中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偏离、题材立意受限、经典作品匮乏、形象塑造薄弱,以及歌剧思维弱化等问题,这与歌剧人对中国歌剧的热忱、厚望形成了某种反差与对比。歌剧创作是一种复杂、精妙、系统的艺术工程,其创作质量的提升有赖多方面的因素。本文就中国歌剧创作中的题材立意、形象塑造和形象立美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浅析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动物形象

芥川龙之介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动物形象，这些动物形象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和思想性，而且也是他探讨人性、揭露丑恶、赞美良善的有力武器。文章在分析其作品中动物形象的基础上，探寻这些动物形象的特点及芥川对人性的思考。     

《聊斋志异·夜叉国》的佛经渊源及中外民族融合内蕴

佛经故事中的夜叉,写出了儿子伴随人类父亲与夜叉母亲生活,有了爱美向善之心,逐渐向先进、强势文化靠拢的成长过程。蒲松龄笔下的海外"夜叉",是有等级关系的社会组织。他们能与中原来的徐郎聚处如家人,颇具人性人情。基于"华夷之辨"观念看待海外"异类",蒲松龄也把南洋群岛土著居民"意识形态形象"化了,这也是蒲松龄不能完全超越的创作心理定格。     

西江地域文化的现代书写

钟道宇在西江的历史文化传说中汲取营养,小说创作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他的＂端砚＂系列小说在西江的历史和时间中,上演着善与恶交织的人性冲突;取材于民间故事传说的题材注入现代元素,注重小说的叙述、结构、语言方面的艺术探索,对人性的弱点和复杂性的深刻把握,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女性形象的塑造,都具有现代意蕴,呈现出创作的独特价值。     

人妖恋故事模式的延伸——论方本传奇《雷峰塔》

方成培的剧本《雷峰塔》实现了对人妖恋故事模式的超越。不仅故事中“妖”形象的人性份量十分厚重 ,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许宣形象的塑造揭示了白娘子的悲剧根源。在一定的程度上 ,《雷峰塔》可以说宣告了蒲松龄“寒士美女”式的情爱理想的破产。它拓展了人妖恋故事的人文意义 ,表明文人对人性认识的深化     

文革叙事中的批判与反思——以严歌苓的《白蛇》为例

移居海外后的严歌苓偏爱用“文革”叙事来塑造中国形象,但作家在“文革”叙事中并不做道德审判,而是惯以一种冷静的基调挖掘出动乱年代中的扭曲人性.在严歌苓“文革”题材作品中,最具开拓性意义的当属小说《白蛇》.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不仅对特殊时代的人性进行了考察,还不带偏见地对同性情爱给予了某种认同和理解,创作出了一部纯净的反映“文革”同性之情的小说,并以此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     

论沈从文小说的写作风格

沈从文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家之一,在个人经历和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下,逐渐形成独特而鲜明的写作风格。他强调人性,对美好人性的追求是其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他从湘西和都市两类题材着手,在对立互参的格局中获得人性的表现。沈从文擅长女性形象的塑造,无论是他笔下的湘西世界,还是空虚的都市人生,女性形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其鲜明的描写艺术还表现在语言、场景、心理描写等方面。     

《聊斋志异》与聊斋俚曲——兼论《仇大娘》与《翻魇殃》

蒲松龄在晚年创作了大量俚曲,其中有七部的题材与《聊斋志异》中的小说相同。他写作与小说同一题材俚曲的目的是用一种寓教于乐的文艺形式对村庸市媪进行教化,表现的主题都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所关心的问题,充满了对整个社会和底层人民的关注。作家还特意选择了俚俗的语言进行创作,为后人改编《聊斋志异》奠定了家庭化、世俗化的基调。     

论《聊斋志异》的女性主题

《聊斋志异》被前人称为＂空前绝后之作＂,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推向最高峰。在近五百篇故事中,蒲松龄一反传统,颠覆了前人对女性描写的传统模式,写出了一个个有悖于常情的奇女子,塑造了异彩纷呈的女性艺术世界。虽然《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是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男权视角来塑造的,没有完全脱离封建思想、封建道德之局限,但毕竟对时代有所超越,赋予女性形象以新的内涵。     

《聊斋志异》对传统狐狸形象的审美改造

“狐狸”作为一个独特的自然、人文和人性美的形象,置身于(《聊斋志异》的审美体系中,这是蒲松龄的大胆创造.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为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美女狐精翻案,使狐狸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特别是女性真善关的象征,重要的是,它又是女性聪明、智慧的化身.本文从狐狸形象的产生与来源:蒲松龄的大胆创造:人性“真善美’特别是女性真善美的象征三个方面,论述了蒲松龄对传统狐狸形象的审美改造和赋予的审美新价值.这一切,都是与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新理解有关.     

为黑土地和石油人而歌唱——试论杨利民的戏剧世界

来自大庆油田的工人剧作家杨利民,以他对黑土地和石油人的执著歌唱,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也构成了新时期剧坛上的“杨利民现象”。作者对形形色色石油工人形象的塑造,一是通过人性、人生价值和生命意识的独特观照,来彰显工业题材戏剧创作中的“人学”;二是以典型戏与群像戏的处理,在不断创新的戏剧艺术表现方式中,来达到对石油人原生状态与真实形象的整体把握。     

莫言《蛙》与国家形象构建问题

《蛙》以新中国的计划生育为创作题材,通过塑造乡村女医生形象,书写了中国农村60多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从国家形象的接受主体看,国家形象分为对内形象与对外形象,《蛙》从现实生存与人性伦理的角度,在时代与伦理这一矛盾张力中重新审视中华民族为了生存而做出的牺牲,启迪国民进行人性层面的思考,对生命的价值进行反思,实现了国家形象的对内功能.以作者的现代性思考与忏悔意识所体现的文学超越性为载体,为世界展示中国人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断奋争的民族形象,实现了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实现了国家形象的域外传播功能.因而可以说《蛙》是国家形象的对内功能与域外传播功能相统一的成功实践.     

论郭沫若战国史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女性形象在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无论是早期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聂》，还是晚期的“翻案文章”──《蔡文姬》、《武则天》，女性形象都是第一主人公。相比而言，郭沫若抗战六大史剧中的女性形象地位不如前者突出，然而纵观这六部代表着郭沫若历史剧创作成熟和高峰期的史剧作品，特别是以战国时代为题材的四部战国史剧，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塑造非但毫不逊色，而且因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内涵闪耀出更为夺目的光彩。“古今相通”的主题取向主题是题材思想意义的集中体现…     

落魄文人的白日梦——《聊斋志异》女妖故事中的男性心理探析

<聊斋志异>中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生动、美艳绝伦的女妖形象,是男性视野中充满男权意识而又寄托着蒲松龄无限希望的文化栽体.探析故事所表现的男性心情,旨在更准确地理解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动机和文化意蕴.     

论姽婳将军林四娘

关于林四娘的故事在明末清初盛传一时,先后出现了多位作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其中不乏蒲松龄、曹雪芹这样的小说巨匠.在众多林四娘故事中,林四娘的生前身份或为“衡府宫人”,或为姽婳将军,虽然身份形象各有不同,但却都是红颜薄命,死于乱世.     

试论叶圣陶短篇小说中的教师形象

本文分析了叶圣陶短篇小说中不同类型教师的形象，并从叶圣陶的创作主张、生活经历、思想发展轨迹、社会环境诸方面探讨了他创作教师题材小说，塑造教师形象的原因。     

《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是被高度理想化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是美和爱的象征.中国悠久的狐女文化的滋养,尤其是在唐传奇<任氏传>中任氏原型的直接启示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美狐形象.在明末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敢于主动追求爱情,并表现出爱情的坚贞性和执着性的情狐形象.蒲松龄嗜好搜神猎异的个性禀赋,使他选择了"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艺术构思,从而塑造了一批既具有人性又具有狐性的狐女形象.     

大江健三郎和西方文学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年的足球队》为例,作家在成长的创作主题,逃离、漫游、回归、再生的情节模式及边缘人物的形象塑造方面都深受西方历险题材的小说《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