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耶事件"与希特勒改变德国远东政策的首次尝试

1933年3月-1935年2月,德国商人海耶在纳粹党领导人的支持下,以开拓远东贸易名义,演出了一场企图承认伪满洲国的闹剧.海耶事件虽然最终以失败收场,但它反映了希特勒企图通过发展和改善德国与伪满的经济贸易关系,促进德国与日本政治上接近的真实目的.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领导阶层所表现出来的亲日倾向,给纳粹德国远东政策的基本特征打上了深刻烙印,并且成为1938年德国最终采取对日一边倒的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因.     

论两次大战之间德国远东政策中的亲日倾向

一战以后,魏玛政府在远东一方面实行“非强权政治”、“中立”、“平衡”政策,为迅速恢复和改善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重返远东市场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霸权,明显亲日。希特勒上台后,德国远东政策的亲日色彩愈浓,终致1938年后撕去“中立”外衣,抛弃中国,与日本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将人类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试析德国在"陶德曼调停"中的亲日倾向

对于"陶德曼调停"事件,虽然德国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考虑,竭力维持中立的幌子,但是,从德国选择的调停时机、在调停中对中日两国的不同态度以及调停失败后德国远东政策的突变等一系列过程,可见其明显的亲日倾向.德国在这次调停中所表现出来的既不想公开放弃中立立场,又处处维护日本的态度,是德国在一战结束后一直以来的亲日东亚政策的反映.     

简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的对华政策

过去,国内许多中国现代史专著、教科书,在论述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对华政策时,几乎都这样写道:德国一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实恰恰相反,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德国出于自身利益和全球战略的需要,采取了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政策。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和关注。此时,既与日本结盟,又与中国友好的德国,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于7月20日指示各驻外使节:“由于我们在远东的经济利益以及我们的反共政策,我们极为关心事态的进展,迫切希望事件早日和平解决。”7月28日,德国外交部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又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     

20世纪20-30年代德国远东政策亲日倾向刍议

一战以后,魏玛政府鉴于战后德国地位下降、远东出现新的国际关系格局,采取"中立"、"平衡"政策,企图恢复和改善与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的关系,重返远东市场;同时,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霸权,百般迎合其对外扩张欲望,企图争取其在战争赔款、土地划分、裁军等问题上支持自己,具有明显的亲日倾向.希特勒上台后,德国亲日色彩愈加浓厚,1938年后完全撕去"中立"外衣,与日本结成同盟,将人类拖入二战的深渊.     

试论1919-1932年德国远东政策特点及成因

一战以后 ,德国在远东一方面实行“非强权政治”性政策 ,为迅速恢复和改善与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的关系 ,重返远东市场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 ,德国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霸权 ,百般迎合其对外扩张欲望 ,企图争取其在战争赔款、土地划分、裁军等问题上同情、理解和支持自己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德国远东政策的上述特点反映了战后德国地位下降 ,日本在远东崛起的国际关系新格局 ,它对希特勒上台后的德国远东政策走向 ,产生了重要影响     

矿物？盟友？——浅析抗战爆发前后德国远东政策的变化

德国远东政策是为其欧洲战略服务的.1930年代以来,德国对中国矿物的需求要大于其对日本支持的需求程度;而在1938年以后这种关系则发生了转变,寻求日本对其政策的支持成为德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目的,而对中国矿物原料的需求优先级降低.矿物与盟友,成为这一时期德国远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论中日战争爆发前希特勒德国的远东政策

本文探讨的是希特勒上台后至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德国对远东地区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的政策。这一时期德国在远东推行了平衡政策，即同时与中日两国发展合作关系。以德日反共协定的签订为标志，德国远东政策经历了一个重心转移的过程，即由倾向中国转变为偏向日本。这种平衡范...     

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的国际环境

日本吞并朝鲜的野心由来已久。但是 ,在 19世纪 70年代之前 ,日本的行动受到中国、俄国乃至后来其他西方列强的制约。 19世纪 70年代以后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地区性的矛盾已不是孤立现象 ,欧洲国际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了远东的局势。由于德国的崛起 ,改变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格局和列强的对远东政策。美国对远东政策也受到了这一变化的影响。另外 ,中国日益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所以 ,在远东逐渐形成了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环境。日本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有利国际环境 ,勾结西方列强 ,一步步实现了其吞并朝鲜的野心。     

德国对待1931-1933年远东危机态度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为了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和《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对日本采取了承认其在远东的霸权地位，认同其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的政策，以便争取得到日本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受这种意图影响，在“９．１８事变”爆发后，德国在国联采取了表面上“中立”，实际上袒护和纵容日本的政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纳粹德国外交决策体制与驻华军事顾问团

纳粹上台初期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外交决策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外交部、国防军与纳粹党成为德国远东政策决策的争夺者。随着纳粹党的最终胜出,亲华政策终止,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被迫撤出。     

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对“满蒙”问题处理方针的矛盾与统一

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对“满蒙”的问题在处理方针上意见处于矛盾与统一中。日俄战争后日本推行“满蒙政策”的主要力量有两个:一是代表军方的关东军;二是代表政府的外务省,他们对“满蒙”的侵略方式与行动各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后,在对待“满蒙”问题上,代表日本政府的外务省终于被日本的军方所征服。     

德国1938年承认伪满洲国的原因

自1931年伪满洲国出笼后,德国政府采取并基本上维持了不承认政策。但是到了1938年2月,德国纳粹政府却背信弃义,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公开承认伪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承认伪满是希特勒实施对外扩张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纳粹德国已经完成了承认伪满的组织准备;陶德曼调停失败促使纳粹政府更加重日轻华;狄克逊对于纳粹党决策层有着重要的影响;承认伪满是德国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等。     

纳粹德国时期的文化政策

纳粹文化从德国统一那一时刻起就掺杂着民族主义与容克军国主义思想,纳粹党采取了一系列欺骗人民的手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尤其是通过宣传纳粹思想和文化,并制定一些为纳粹党服务战争的文化政策,将纳粹的独裁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德国人民成为纳粹掠夺他国利益的工具,也正是这些文化政策的实施,使德意志民族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对德国二战前后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弗里茨.诺依曼和德国民主法治国的构想

德国公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弗里茨?诺依曼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外围成员。他亲历魏玛宪政危机、纳粹上台以及二战后德国政治生活重建等重大政治事件，在理论上游走于德国公法学、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法治国等观念之间。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对民主法治国观念的构想，既联系又区别于当时学界的其他学者。诺依曼探讨了以下三个递进性问题：（1）魏玛共和国为什么会失败？（2）纳粹政权的本质是什么？（3）二战之后如何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他也由此实现了德国法治国观念迈向民主法治国观念的关键一步，并为联邦德国的二战后重建提供了基本政治框架。     

伪国立新民学院的研究——以日籍教师为中心

伪国立新民学院自称"最高学府",是沦陷下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之一,1938年初由北支那方面军和外务省创建于北平。伪新民学院的建校精神是"新民主义",其教育目的是"培养与友邦提携先知先觉的兴亚官吏",教育对象限于中国人,主要是伪临时政府的在职官员和大学及高中毕业生,学生在学期间的一切费用都由学院支给。伪新民学院不仅实施速成教育,还实施正规教育。它不仅仅是汉奸养成学校,还是高等教育机构。因为伪新民学院的毕业生大都充任伪临时政府中级以上的官员,所以其活动对整个沦陷下的华北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日籍教师的角度来考察"国立新民学院"的实态。     

统一后德国反纳粹文学作品的新态势

反对法西斯主义是德国文学长写不衰的一大主题。本文从历史背景出发,通过对统一后德国反纳粹文学作品的分析,指出反纳粹文学作品的新态势所具备的三个特点：一是揭露希特勒的反犹罪行;二是揭露希特勒纳粹的欺骗性;三是揭露新纳粹的暴行。针对新纳粹势力的抬头与迅速蔓延,文章还对德国战后几十年纳粹阴魂不散的原因及其社会基础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大选新探

在魏玛共和国后期的几次国会大选中,希特勒和纳粹党通过欺骗宣传赢得了胜利,而在支持纳粹党的德国选民中,女性选民占有很大比例,她们的选票对于纳粹党“竞选成功”发挥了重大作用。德国妇女主要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才支持纳粹党的,这一突发性的支持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其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纳粹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探析

纳粹时期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并非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毫不入流的语言堆砌,而是具有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精心的教育设计,由此构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本文从哲学、政治、教育三个层面分析纳粹政治教育理论,揭示纳粹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为全面研究德国政治教育提供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