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错位——兼论学衡派的文化重构理想

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是一场"迟到的批评",学衡派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胡适,然而论战中胡适始终缺乏积极回应,而学衡派面对五四新文化派的反击也同样不予正面应对,于是造成批评时共同"在场"却又批评对象"缺席"的错位现象。学衡派有自己的文化重构理想,他们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加以熔铸贯通的文化整合观念。     

在学衡派对新诗的批判中探讨其自身得失

学衡派是一个以文化批评著称的社团.学衡派对胡适及其所提倡的新诗不无中肯的批评,新诗也的确在学衡派的批评、制约中对激进的理论与实践有所纠正,但是学衡派保守的文化立场,使得其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并无实质性建树.通过学衡诸子对新诗及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其自身文艺理论的得与失.     

学衡派的文学批评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在新文学建设上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学批评的五个方面：即文学名分上的新旧之
分,关于“文学进化论”问题,文学的贵族和平民之争,文学创造的方法问题,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等。尽管其批评具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但学衡派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分反传统而带来的缺陷性的攻击也具有学理上的积极因素。     

白话新诗之争——论学衡派的诗歌观

在新文化运动白话诗歌的论争中,学衡派对白话诗歌批评集中在白话可否入诗,以及格律可否偏废这两个主要方面。学衡派认为诗歌语言应是工具和本体的统一,反对白话入诗;认为格律为诗之本能,诗歌必须坚持格律;坚持"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歌改革观点。学衡派的诗歌观与其文化思想有内在逻辑关系,与新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古典主义"一、多"学说有渊源关系。     

《学衡》办刊宗旨的内在精神及其启示

《学衡》杂志没有政治背景和经费支撑,在吴宓、柳诒徽等的维持下,出版79期,运转至1933年,成绩斐然,这得益于学衡派对《学衡》办刊宗旨的坚守.学衡派从学术研究的规律出发,秉持精审精神,以“正名”为武器梳理问题的来龙去脉,以中正的态度评价是非,这是《学衡》办刊宗旨的内在精神,也是学衡派学术研究践行的原则,更是融入了学衡派教书育人的实践.他们的思考、选择和实践值得当今学界深入的思考.     

悖论的意象主义诗学

庞德的意象主义诗学有悖于其他意象主义诗人的理论.庞德认为,意象主义不是象征主义,亦不是自由诗,意象主义不是呈现的方法,而是语言本身.而其他意象主义诗人则认为,意象主义是象征主义的延续,是自由诗.意象主义是一种呈现方法.庞德自己的诗学理论也不能自圆其说:他既反对展现感情,又强调表现感情.一方面,庞德捍卫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否认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效果;另一方面,庞德又坚持艺术具有一定的道德意义.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 ,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 ,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科学主义思潮中的学衡派

五四时期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亦为现代性的正向趋势;但它淹没了人文精神,即学衡派所揭示的以“物质之律”代替“人事之律”,也呈示出现代性的负向趋势。学衡派批判科学主义、回归传统文化;批评科学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反对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我们不能仅从对历史前进的反动这一视点予以裁断,在另一维度上,它实质上也是对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的反思与调整。     

学衡派、梁实秋推介新人文主义策略之比较

新人文主义在产生背景、倡导主张等方面与五四新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推介新人文主义难度很大.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和梁实秋,在推介新人文主义时因采取不同的策略,推介结果也有很大不同.学衡派基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目的采取了直接推介的方式,加剧了学衡派与新文化知识分子们的对立,导致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形象被"妖魔化".梁实秋吸取了学衡派推介失败的教训,巧妙地采取了间接推介的策略,虽然未能使新人文主义在中国引起广泛影响,但取得了比学衡派更好的推介效果.     

论中国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文学品性

中国新人文主义思潮包括直接继承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学衡派和梁实秋的文化运作,以及未受白璧德影响但在精神上与之契合的观念运作,主要出白干新人文主义先驱者辜鸿铭和各个世代的新儒家.这一思潮偏向于对文学资源的片面开发,思潮的运作者对新人文主义的服膺与契合意向往往侧重于文学写作、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文本.新儒学家们在尊崇传统文化和揭示传统文化价值内涵的意义上言说中国文学史现象,其文字属于文学的学术本体的写作结果,辜鸿铭以及学衡派文人通过文学视角进行社会批评、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其新之于文学领域的基本建树主要体现在批评本体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