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旅游资源类型与开发研究

“天下名山”峨眉山 ,雄踞四川盆地西南 ,以“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和“佛教第一名山”闻名世界。作为一旅游圣地 ,怎样保持和发展旅游产业 ,在现在全国上下一片旅游开发热的背景下 ,更显得十分重要。本文总结了峨眉山已开发和潜在的旅游资源 ,并针对旅游资源的利用现状 ,提出了相应的开发战略     

浅谈成都市宗教景点旅游文本的英译

佛教、道教旅游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教旅游翻译不规范,不仅直接影响中国佛、道两教文化的对外传播,阻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还可能损害城市甚至国家的形象。成都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外有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峨眉山,内有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的青城山,境内外更是大小寺庙道观林立,如此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赋予其塑造和传播佛、道两教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之大任。论文以宗教名山青城山、青羊宫以及三所佛教寺院(文殊院、昭觉寺和宝光寺)为主要对象,综合分析了以上道观庙宇旅游文本翻译之现状,结合翻译策略对其中问题进行梳理并给出合理的建议。     

避暑胜地五台山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距太原市230公里,与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它是中国佛教圣地及旅游胜地,位列中国十大避暑名山之首。2009年6月,五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歷代對峨眉山佛教文化的保護措施述論

以宋代以前、宋、元明清三個時段分述歷代對峨眉山佛教文化的保護措施。在把握各時段峨眉山佛教文化發展歷史背景的基礎上,分析政府、宗教界和民間保護峨眉山佛教文化的努力,着重探討歷代對峨眉山佛教寺廟和佛教文化遺存,尤其是主要的佛教文化景點的興建與保護措施、峨眉山登山道路與相應設施的建設與發展過程,進而梳理在此過程中峨眉山歷史地位的發展演變线索。     

论峨眉山佛教传入时间问题

本文在分析乐山崖墓佛像与佛教传入乐山的史实基础上,列举并对比关于峨眉山佛教传入时间的几种观点,认为峨眉山佛教“东汉传入说”是正确的;峨眉山第一座寺庙建于东汉,但并非“普光殿”。同时分析了历史上人们硬要将峨眉山第一寺认定为普光殿、并将它和发现“佛光”的蒲公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悖论”。     

怫教名山 旺财宝地——关于振兴宝华山旅游开发的构想

毗邻南京市的宝华山隆昌寺已有1500余年。历史上曾与峨眉山、五台山并列为我国三座佛教名山，康熙、乾隆、梁武帝三位皇帝曾先后莅临拜谒。隆昌寺四周有36座山头恰似36朵莲花瓣。隆昌寺位于莲花的底座，有只闻钟声、不见寺庙之说，是我国佛教律宗第一名刹，是闻名全国的佛教僧侣受戒的第一戒场，被誉为佛教的最高学府。然而宝华山隆昌寺名声虽大，旅游、敬香、参观的人员全年仅有5万人次，旅游收入全年仅有180万元，旅游人数只有茅山的二十分之一，旅游收入不足茅山的三十分之一。     

千年佛灯奇观

在峨眉山、青城山、庐山，有一种共同的、奇特的自然现象——佛灯（或称圣灯、神灯）。千百年来，闪烁变幻的佛灯、神灯作为一种罕见的自然奇观，使这几座风景名山更为遐迩闻名，吸引了无数人前往览胜探谜。     

西樵山宗教文化地名谈

西樵既是“理学名山”,又是佛教重地,还是道教圣域,三教在此各得其所,各具风采。留下了大量的宗教文化地名。穿行书院、寺庙、道观之间,不仅可以领略西樵的宗教奇观,考察古朴的风情画卷．而且可以了解南粤名山的文化底蕴。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佛道关系——以唐代长安为中心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社会,是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全国佛教、道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官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僧人道士为弘道宣教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等活动,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佛教、道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峨眉山旅游形象定位的探讨

在国际竞争背景下 ,“峨眉天下秀”的旅游形象已不适合峨眉山在新世纪的旅游发展 ,有必要对峨眉山旅游进行重新定位。影响峨眉山旅游新形象定位的因素有 :体现峨眉山的地理文脉 ;形象的独特性 ;反映体验经济时代旅游者的旅游体验需求 ;对峨眉山旅游产品和服务进行整合。在综合分析了这些因素后 ,将峨眉山旅游重新定位为“灵秀峨眉 ,经典时光”。     

第一洞天：闽东宁德霍童山初考

霍童山做为中国宗教圣地的历史 ,至少可以追溯到南朝 (第五世纪 ) ,尤其在中唐它被敕封为天下第一洞天 ,名列五岳之前。个中原因 ,不仅有单纯的宗教背景 ,还有它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唐以来当地佛教势力后来居上 ,明中叶著名道观鹤林宫毁于山洪 ,霍童山做为道教名山的历史逐渐被人遗忘。本文运用详实的史料 ,第一次对上述历史做了初步的考证     

南京山岳风景与城市关系历史研究—— 以栖霞山、钟山、石头城为例

南京作为著名的六朝古都,有着悠久的城市和风景名胜建设历史。相关文献记录从唐朝刘禹锡《金陵五题》到清末徐上添《金陵四十八景》翔实丰富。其中,山岳风景在南京风景名胜的构成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四十八景中与山岳风景相关的景点多达二十九处,且有明显随着城市建设和时代发展数量增加的趋势。为进一步研究南京风景和城市建设历史的关系,本研究以栖霞山、钟山、石头城的历史文献为基础,梳理了南京民国之前山岳景区的发展脉络及其与城市建设历史的动态关系。首先,南京山岳景区有相对一致的开发序列,大致是三国前的地域性崇拜、南朝的佛教建设、宋代的岩泉景点开发和明清的人文传说;其次,山岳景区距城市中心距离不同,则山岳景区开发初期的定位受城市建设影响程度和人文景点建设时序也会不同;再次,山岳景区同时受上述二者影响,最终根据与城市中心的距离,倾向于发展为城内名城历史怀古、近郊王陵、远郊山水佛寺的三种类型。最后,通过与中国名山风景区基本发展过程对比,发现南京山岳风景区在遵循风景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又受南京城市的历史影响。在六朝时期,佛道繁荣,南京提前进入山岳风景发展的佛道建设阶段。而自六朝后,南京山岳风景始终处于相对落后阶段,这与城市发展和建设历史密切相关。上述规律对于整体把握南京风景格局和补充中国风景发展规律性认知都有一定意义。     

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以唐代长安道教为例

唐代长安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宫观道士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这反映道教史上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唐代长安道士注重弘道,道教与儒释共同鼎立而为三教,道学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初盛唐的崇道狂迷——谈终南山道教与文人活动

在唐代崇道的大环境下,终南山凭借着自身的道教优势和与帝王的特殊关系成为一代道教名山。又由于它距离京都不远往来方便,就很自然地吸引了不少文人士子在此流连、隐居。他们或以退为进或修道养性,透过这一小的群体我们可以窥见初盛唐诗人的崇道风貌及其文化成因。     

论唐人衡山旅游及对南岳旅游开发的启示

从名山地位的确立到成为游人心目中的向往之地,唐代的衡山旅游在衡山旅游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唐代衡山旅游的类别有贬谪之游、山水漫游、祈福之游和行脚云游四种,唐代衡山旅游有着重体验与感受、喜探寻遗迹和多重组合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今天的南岳旅游开发有着重要启示。     

明清时期土司土官与贵州佛教关系考论——以贵州梵净山地区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为例

梵净山是"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和"中国弥勒菩萨道场"。该山"山连四府",核心地区为五大土司共属之地。本文从梵净山地区现存珍贵的碑刻摩崖和相关文献中,考察贵州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在明清两代参与梵净山佛教的重建活动,指出田氏土司一方面对梵净山进行军事统治,一方面大力扶持佛教,借以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教化作用;田氏土司不仅有守土安民之功,而且对贵州佛教的兴盛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辽朝燕京佛教述论

辽朝皇帝多崇奉和提倡佛教,在燕京幸寺饭僧,刻印佛经,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礼敬名僧,对燕京佛教加以扶持。辽朝时期,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各宗均有名僧在燕京弘传佛教,修建佛寺46所,形成北京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繁盛。不过,辽朝佛教虽然繁盛,但仍落后于中原地区。观察辽朝的燕京佛教,既要看到它的繁盛一面,也要意识到它的不足,这样才是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佛学、神仙与隐逸:六朝时期的庐山诗

东晋以来,庐山逐渐成为文化昌盛之地。六朝庐山诗至今保存有20余首,这些诗歌的主题是佛学、神仙、隐逸三方面。慧远等人的庐山诗阐发了佛理的感悟,已有出色的山水景物描写;湛方生、鲍照等人的庐山诗有着神仙色彩,也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陶渊明的诗歌展现了隐者的愉悦。六朝时期庐山主要是遁世诗风,又受到玄学影响。诗人们也刻意营造庐山与世独立的品格。     

丹巴的墨尔多文化

墨尔多是嘉绒地区的一位名山神,墨尔多神山是嘉绒地区的第一大神山.坐落在丹巴墨尔多神山下的墨尔多庙是一个供奉神祗十分复杂的寺庙,所供神祗有佛教,有苯教,也有道教,呈三教合流状态.墨尔多庙供奉神祗的多样性,是丹巴地区文化多元性的反映.     

谢灵运与慧远交游考论

谢灵运是晋宋之际的名士兼佛学家,慧远乃庐山高僧。谢灵运“志学之年”便崇拜慧远,发愿“希门人之末”,而且也曾游庐山,见慧远,为檀越,凿池筑台植白莲,应邀撰《佛影铭》。其庐山情结不为不笃挚,但“诚愿弗遂”,最终没有成为慧远的弟子。他与慧远的交往情形比较复杂和特别,若即若离的深层原因乃在于谢灵运诸端“心杂”的个性与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