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孝通乡土交往伦理

费孝通考察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分析了“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结构,认为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了乡土交往伦理,主要包括血缘决定的家族伦理、地缘本位的熟人信任和自我中心的差序格局等三个方面。血缘决定亲缘关系、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人际交往关系;地缘本位决定了乡土人际交往和熟人信任的交往范围与原则;与团体格局相对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体现了中国乡土独有的公德与私德以及自我主义特性。     

乡土社会的血缘关系 ———以四川省羌村调查为例

人类社会构成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尤其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血缘关系起着组织社会的根本性作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血缘关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之一。然而差序格局注重的只是父系血缘关系,事实上中国各民族都广泛存在舅权概念,母系血缘关系在社会运行中也起着独特的结构性作用。文章通过对四川省羌村的社会学调查,系统地阐述了血缘关系在社会构成中的不同功能和作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加上衍生出的地缘关系和外来的行政关系一起,构成乡土社会基本的社会结构。     

“差序格局”再审视及法治困境的破解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尝试着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在变迁了的中国当代社会,差序格局得以延续,但其内容和取向都发生了变化。在父系血缘关系之外,外亲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导致"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范围在扩大;与此同时,"利益"亦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当代社会,由于发生了利益上的分化,差序格局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竞争。一方面,人们可能通过诉诸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可能通过"攀关系、讲交情"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对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从原始内涵及现代内涵进行再审视的基础上,可从法律文化自觉的角度结合当代中国立法实践对当代法治困境提出破解之道。     

生业转型、差序格局变迁与伦理选择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阐发了中国以农业为主业的生业模式、呈差序格局的乡土性社会结构及儒家伦理学说三者间的链式因果关系。与此同时,身处江南的"开弦弓村"的基层社会由于生业模式的变革开始产生新的意义上的乡土性,其呈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也受到了冲击。改革开放之后,一些乡土性颇浓的农村因外部世界的变革引发了生业转型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的变迁,这在陕北地区的"井村"体现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趋势:人际关系商品化、政治与社会活动功利化及宗族观念淡漠化。结合上述讨论,可以说,如果儒家伦理要想再次焕发生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理念,达到"以自身的价值塑造现代生活"的目标,至少得通过自我扬弃以便与现时代的生业模式和社会结构相适应。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现代中国是一个伦理价值急剧转型的社会,其中"政治身份"又成为伦理价值转型的重要内容.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对现代中国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结构,成为其强化"阶级斗争"道德依据.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是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社会转型期中的工具性“差序格局”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是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模式的重要概念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但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仍呈现出一定的"差序格局"特征。"差序格局"是一个有机整体,主要由特征、性质、主体、形成机制四部分组成,其中,形成机制是基础,当它发生变化时,其他三部分也会发生变化。社会转型期中的"差序格局",由于其形成机制发生变化,进而其特征、性质和主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变化后的"差序格局"被称为工具性"差序格局",而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则被称为经典"差序格局"。就其要义而言,前者更加重视"利",后者则相对重视"义"。     

"差序"的延续:现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结构变动

通过对山东青岛3个社区的事例考察,以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对社区结构进行描绘,进而探讨了现代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变动的个性化特征.研究表明:不同形态的社区形成显示出"差序格局"的结构性特征的共通性与稳定性,从"基层结构范式"视角探究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变动的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财产边界

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 ,由于家为伦理关系发生的基本空间单位 ,故基于“家”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成为村落文化的主体内容。在“差序格局”的道德相对主义规范中 ,不存在个人的独立道德人格和权利意识 ,个人作为家 (家户或家族 )的成员 ,首要的是对家的义务。义务本位的规范体系当然并不排除乡民们对实际利益 (主要是以田房为主体的财产 )的追求。这种利益追求不是个人本位的权利主张 ,而是家族伦理本位观念的现实体现 ,因为家族共财理念是“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中 ,义务本位的规范又通过乡民们的个体生活实践化作稳定化的行为方式和共同准则 ,此为乡土社会中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习俗。对于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说 ,他们所认同的却是长期稳定、有效的民间习俗。民众的生活空间仅仅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乡村调解和交易中的习俗都在“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逻辑内展开 ,超出这一限度 ,习俗的约束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 ,又是一个由习俗调控的社会 ,姑称之为习俗性社会。过去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称作礼俗社会 ,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习俗更多地是乡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基础上所进行的制度创设 ,而不是国家权力进行伦理教化     

"自我"与"他者":儒家关系伦理的多重图像

将儒家伦理化约为差序格局,认为儒家伦理不能适应陌生人社会,这种判断只是关注了儒家的血缘亲情伦理和礼的差别性待遇,而没有认识到儒家伦理的多重维度。事实上,儒家在人与人之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还建立了普遍性的关系伦理、交往价值理性和相与之道,这种伦理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效,而且对中国现代陌生社会和陌生人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是有效的。通过儒家关系伦理和相与之道的多重图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差序格局”:诠释于经典与现实之间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于《乡土中国》中提炼的"差序格局"概念,引发了众多学者的经验考证和理论探讨。当前,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为基点大致有三种研究路径:描述性、建构性和理解性。对"差序格局"的经典诠释应认识到它萌生的学术接力过程、经验和理论内涵、拟喻手法以及对理想型态与现实层面的探究,这对厘清许多争论大有裨益。"差序格局论"揭示了不仅传统中国,而且转型中国社会内核也始终是一个"推己及人",依次向外伸缩逐渐扩张的"熟人社会圈",这其中理解"意会"规则显得意义重大,需深入发掘历史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