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析1940年日军空袭重庆

日本为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1940年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疯狂轰炸。日军为此制定了“101作战计划”,在空袭中混合使用了集团轰炸、连续轰炸、照明轰炸以及投入零式航载战斗机的“零式”战略,给重庆造成 巨大损失,外国驻渝机构也未能幸免。空袭后,重庆的救赈工作比较及时,积极防卫,显示了重庆人民“愈炸愈强”的战斗信念,粉碎了日军炸垮重庆的野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抗战“以空间换时间”、“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     

试析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陪都重庆出现了众多文学期刊,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期刊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不仅表明了陪都重庆已经成为战时中国的全国文化中心,同时也确认了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已经体现出中国文学战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无疑有助于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进行价值的重估.     

“陪都”进步美术运动的旗帜——抗战时期重庆的木刻运动探析

抗战时期的美术是我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特殊篇章,而以进步的木刻运动为主流的“陪都美术”又是抗战时期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八年,重庆木刻运动蓬勃兴盛,呈现出五彩纷呈的景象。由于战时陪都特有的社会环境,使其木刻运动与解放区木刻运动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它代表着战时国统区木刻运动发展的规律和特色。本文将通过对战时重庆木刻运动兴盛的原因,分期及各阶段特点,理论建设和木刻运动特点的分析,从宏观上观照中国新兴木刻运动这特殊的一页,进而肯定其在我国现代美术史上的意义。     

陪都文学与"重庆形象"变迁

陪都文学作为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通过对陪都文化的现实表达,在地方文学的基础上生成为区域文学,直接推进了"重庆形象"的战时变迁,促使重庆形象具有了陪都文化的双重内涵与陪都文学的整体构成,重庆形象由此成为陪都文学的区域性标识。     

试论陪都重庆的文化建构两维度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文化建构,高度体现出中国区域文化发展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双重维度,因而陪都重庆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发展的战时典范,拥有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全国性中心地位,并显现出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方向。     

探寻海外档案中的战时重庆图像——以哈佛大学白修德档案为例

西奥多·怀特,中文名字白修德,二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的首席记者,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1939年来到战时首都重庆,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此间,采写了大量中国抗战的报道,访问延安后又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成为中国抗战历史、尤其是重庆国民政府历史的重要目击者与记录者.白修德档案现为哈佛大学档案馆独家收藏,共计232盒,内容覆盖其48年记者职业生涯的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国抗战时期历史十分珍贵的海外人物档案之一.本文拟从新近发掘海外人物档案的角度,通过对白修德档案中重庆文本的介绍与解读,探究战时重庆图像及其史料价值.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个新观点

1、中国军民伤亡人数为3500万 长期以来,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数字一直说法不一。1946年国民党政府根据战时统计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认为军人伤亡为331100人,民众伤亡8420898人。1946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年鉴》认为中国军民伤亡数字为3500万,其中死亡1800万,伤1700万。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在《太平洋战争史》一书中,也持相同看法。     

抗战期间《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报道探析

抗战期间，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和中国的战时首都，遭到了日军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这一期间，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通过其派往重庆特约记者以及援引其他西方驻重庆媒体的报道等多种形式，真实记录了日军集中轰炸中国平民和民用设施、蓄意轰炸西方国家外事机构和人员，以及重庆民众英勇反轰炸斗争的主要历史过程。这些报道不仅以历史记录者的身份见证了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之暴行，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而且以媒体传播者的角色宣传了以重庆为代表的中国军民抗战形象，建构出一种谴责日军残暴、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舆论导向。
     

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时代》周刊为例（1）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遭遇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轰烂炸.此间,西A-主流媒体纷纷聚焦重庆大轰炸,向世界传递着中国首都的信息.文章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为个案,以1938-1943年的305篇该刊所载重庆报道为分析样本,试图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分析框架,重点探讨<时代>在重庆大轰炸期间的报道特色,从而从一个侧面探讨<时代>对抗战中国形象的建构.     

陪都重庆的现实剧与历史剧

陪都重庆的话剧创作中现实剧与历史剧并存,完整地显现出战时生活中的现实追求与历史追寻,通过喜剧、悲剧、正剧的多种体裁,来进行史诗性的文学叙事,以展示重庆话剧运动在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戏剧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中国政治领袖非常的政治智慧和诚意,更需要日本政府的诚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量"。     

“门”字作为“丑闻”意指的语义探微

近年来,以“XX门”形式构词的一些词语异军突起,并且频频见诸报端。与以往以“门”字构词的词语有所不同的是,这些词语的语素构成存在强烈的语境差。其实,正是语境赋予“门”字以临时意义。这种临时意义随着语境差的消失最终升级为固定意义。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