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辨”与“华夏大防”

本文从理清"华夏"与"中国"的概念开始,引伸到中国人的中国观.中国人的中国观形成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叫做"华夏之辨",另一个阶段叫做"华夏大防".本文重点阐述了华夏之辨的产生、流布及其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强调了"华夏之辨"转为"华夏大防"的必然性.本文分析了儒家思想对"华夏之辨"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了"华夏之辨"毁灭性危害,当然也涉及到"华夏之辨"与"华夏大防"对中国人国民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深层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源.     

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山西是华夏民族的重要发源地,被誉为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东方艺术的"博物馆"。山西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我刊从今年起,特推出"华夏文明看山西"栏目,力求从历史文化、文物古迹、民俗、自然资源、旅游、艺术等方面展现山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以折射灿烂辉煌的华夏五千年文明。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来稿。     

论佤族的华夏倾向

居住在中国云南西南部地区的佤族,历史以来属于华夏文化圈的边缘区,有的史书甚至将其称为"缴外"之民。然而,佤族文化系统里一直存在着强烈的华夏倾向和华夏情结,这种文化上的亲缘感和亲和力,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形成、发展和充实的强力保障和源泉。佤族的华夏倾向和认同,对巩固中国边疆和多元化的中华民族文化及其群体认同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古都文化场域中的洛阳文化品牌

城市文化品牌是城市文化禀赋与特色亮点的集中反映。在古都文化场域之中,"华夏之源""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立足于城市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发展,彰显着洛阳独特的城市意象。建构"五都荟洛"文化景观,将会使洛阳成为富有中国特质、中国元素、中国味道的国际历史文化名城。"洛阳"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共同体关系,打造洛阳文化品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承与创新华夏历史文明。     

华夏源脉钩沉

关于华夏的起源和得名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但至今尚无定论。笔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灞河流域自然环境为考察范围,以文献记载为依据,以考古资料为印证,辅之以神话传说和民间谚语,用多重证据提出华夏源于华胥氏之"华"和夏后氏之"夏"组成"华夏"的观点;再用灞河流域及其附近的文化遗存链接为佐证,以关中的民间传说为旁证得出结论:今西安市灞桥、蓝田、临潼三区县交界处是华夏族形成的核心地带,以灞河、浐河、渭河三川汇流为范围的50公里半径区域,是华夏源脉所在地。而华胥氏之"华"和夏后氏之"夏",很可能即是"华夏"得名的原因。     

黄帝是传说时代由游牧转为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的首领,他率领这支游牧人完成了向定居农耕的过渡,开创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并对华夏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活力的历史,从而被崇奉为华夏先民至高无上的始祖.由于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被追随到黄帝或黄帝时代,所以,黄帝又被尊奉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后又成为凝聚古代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推进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     

血统、政治与异族——论先秦华夏人群的形成因素

由于先秦时期华夏人群缺乏共有祖先的观念,而同一姓氏内由于政治利益和发展水平也产生了分化,使得华夏的形成并不主要依赖于血缘因素,而有赖于共同的政治利益和外部人群(夷狄)的压力。这也使华夏与一般意义上的"族群"有所区别,同时,华夏人群与所谓的夷狄之间的界限并非凝固的,为以文化划分华夏与夷狄提供了可能。     

“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民族考古新证

在汉文史籍中屡见的"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等奇特的服饰现象,反映了古代华夏、汉人话语中的"南蛮"或越、濮系土著的树皮布文化,与中原华夏的"衣冠"文化截然不同.在民族志上,台湾阿美族、云南傣族、海南黎族、越南Bru-Van Kieu人及太平洋西萨摩亚岛南岛语族中"残存"的树皮布制作工艺,再现了这一土著文化的内涵形态.在考古学上,树皮打布石拍的发现与编年研究,反映了树皮布文化从华南起源、向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传播扩散的历史.     

公路运输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途径及未来趋势

公路运输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途径可以归结为运输"产品"、运输技术、运输市场和运输组织与管理的创新.公路运输企业技术创新的未来趋势和特点表现为:专业化、多元化、集团化、信息化、行业联盟、物流集团及海陆空运输企业大联盟.     

中国古代“三代”“四代”历史意识溯源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按照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纂,这种"四代"观念多见于先秦古籍,应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而至尧、舜时代,体现了华夏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内涵是:历史是在"天下一统"的情形下运行的,历史的主体是"一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各个小族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华夏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大一统"政治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夏历史意识还与"华夷之辨"密切相关。《尚书》"华夷"思想以文化为根本标准,并没有绝对的血缘界限和地域区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与现代民族意识有很大不同,这是王道史观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论中国小说《剪灯余话》对朝鲜小说《金鳌新话》的影响

《金鳌新话》在素材、构思等方面承袭《剪灯余话》的痕迹非常明显,某些篇章对《剪灯余话》的模仿程度远远超出了对《剪灯新话》的模仿。金时习不满于《剪灯余话》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而表现出向《剪灯新话》的回归,同时又直接与《剪灯余话》对话,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主题,某些篇章可视为《剪灯余话》的翻案之作。由于作者国别不同,《金鳌新话》存在对《剪灯余话》的误读,但《金鳌新话》的民族内涵则为李昌祺所不可企及。正确解读《金鳌新话》离不开《剪灯余话》。     

"中华"探源

通过纳西族象形文字"中"字与原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甲骨文的"中"字对比研究,可以认为"中"字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是以"木矛"一类的东西投中物体之义;"华"为"粟花",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远古居民主要以粟作农业为主有关;"粟花"为华,有大而美、光明之褒义。春秋时诸夏取"华"之美意,形容享有礼乐文明的诸夏人,"华"遂成为族称,与夏同义。"中华"称谓源于中国诸华,与中国同义,最早出现于西晋武帝初期。     

铸鼎象物：艺术想象与政治指向

夏铸九鼎，鼎体备百物之象，凝聚艺术想象于国之神器。鼎之象的文化品格、政治属性与神秘感，催生恋鼎情结。殷、西周取天下，迁九鼎。春秋之后，对鼎的艺术想象渐弱，政治指向引发夺鼎、护鼎、寻鼎、造鼎种种表演。     

余华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余华被不少人认为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从余华的小说中探寻鲁迅因子，探寻余华在文化精神和创作上对鲁迅的继承。余华在对弱势群体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上，在“批判国民性”和“反思历史”的两大启蒙文学主题上，都体现出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先秦时期齐地古国考论———兼及齐文化之形成

太公初封于齐,国小地狭,后世渐行开拓,至战国时期湣王灭宋后,齐国疆域遂臻于极盛.在此齐国版图最大时期的地域范围内,自夏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皆曾有诸多古国存在.这些古国的居民皆为东夷土著,而有国者族属不同、姓氏各异,炎帝后裔之姜姓及东夷姜姓、赢姓居多,后有周族姬姓,间有舜后妫姓及黄帝之后任姓等先圣后裔.这些古国最终都成为齐国的一部分,而各古国之文化因素则随之逐渐汇集融合,终成日后特色鲜明之齐文化.     

天命论与中国古代哲学

天命论是产生于三代的古老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天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主宰、至上神。它虽在战国一度衰落,但在后世又得到复兴,并发展为天人感应,衍变为天堂观念等。在历史上发生久远的影响。这种观念虽被斥为迷信受到批判,但历史地看,天命论有其合理性,它在哲学上第一次提出了宇宙统一性的问题,在政治实践中亦曾起过进步作用,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     

论余华小说“活着”意象的意义

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富含哲理的客观叙事，通过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样态，创造了“活着”的独特意象。这一意象既是现实人生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的感性显现，又与中国传统儒道哲学文化有着深层联系，同时具有人类普遍意义。     

楚国科技与楚文化

楚国辉煌的科技成就 ,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促进了楚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直接影响到楚文化的各个层面。楚国科技成果体现出华夏民族文化中被两千多年的历史沉积物所掩盖的一种文化传统 ,这就是楚人积极进取 ,兼融并蓄 ,锐意创新 ,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精神。楚人的科学理论思维充满了玄虚的色彩 ,天人合一、万物同构同感是其对自然认识的基本出发点。这对于当今的我们和谐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仍不失其启迪作用     

名教内自有乐地——张华会通玄儒研究

张华作为西晋太康诗风重要作家,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生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否定张华并蓄儒道的人格与政治表现违背实际政治形势,并非公允之论。张华之死间接原因其实死于“国事”,精神内质类似于嵇康对名教的执著。他玄儒兼治的入世言行,与其他苟且随时的名士们不可同世而论。张华在兼治玄儒的道路上如乐广所言专注名教之内,与“为而不争”的玄学意识互为表里,提供了“崇有”论哲学重新展开探索的实践平台,把名教与自然的调和推向了郭象玄学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