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小说”到“五四小说”——传奇叙事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于中外交汇、古今争斗的背景之下,"传奇"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基本模式及中外文学"异构同质"的叙事传统,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发生与发展,从"新小说"到"五四小说",形成了一个不断向传奇叙事传统进行承袭、转化的过程。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语境下的五四小说艺术变革

五四小说发生于中西交汇、破旧立新的时代转折背景下,历史语境中的五四小说家们肩负着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民族精神衰微与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责任与使命,其小说实践在契合社会变革诉求与"人的觉醒"的时代脉搏中,承袭小说民间私语特质与中国读者大众阅读心理习惯,突破传统小说观念、叙事方式等藩篱,在改变中国小说固有形态中完成现代小说启蒙使命,从而正式开创了延续至今的中国现代小说。     

民初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变化

文学史研究多对民初小说持一种否定态度,而事实上民初小说在叙事模式方面,如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较以前都有所突破。民初小说是对清末功利小说观和集中于政治题材创作格局的纠偏,为“五四”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兴起作了有力的铺垫。     

新小说意识形态性观念的近现代建构

意识形态性是中国现代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种文学观念的建构始于晚清,完成于"五四"时期。晚清黄遵宪、康有为、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鼓吹小说改良工具论,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意识形态性叙事的理论基础。"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作家分别从理论倡导和写作实践两个方面塑造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品格,使现代小说不仅成为塑造中国人品格的重要文化活动,也成为凝聚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意识形态。     

鲁迅郁达夫小说现代性品格比较

以比较对照的方式探讨了鲁迅、郁达夫小说创作的现代性品格。他们2人作为"五四"时期的主要作家,分别为中国新文学贡献了一系列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较之传统民族小说。他们的小说在思想内容、叙事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均有了显著的现代性变化,集中体现了中国民族小说由传统到现代的独特进路及文脉基因。     

“说”与“看”的分离: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现代叙事理论中,将小说的作者与叙述者相区分、"说"与"看"相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系列相关研究得以进一步展开的基础。传统小说中的叙述者与作者被认为是合而为一的,与之相伴的是"说"与"看"的合而为一。在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福楼拜、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现代小说这一叙事模式奠定了基础。     

论张爱玲小说的叙事视角

张爱玲将古代小说惯用的全知视角羼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与现代人性主题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艺术;视角的流动与转换是张爱玲小说区别于其它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之一,它突破了"五四"以来现代小说要求固定视角的理论限制;张爱玲用她的妙笔使"五四"之后被否定的"全知视角"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这在中国文学叙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沈从文诗化小说的叙事学研读

沈从文的部分湘西题材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抒情小说）,是与“叙事的小说”与“描绘的小说”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小说类型,具有鲜明的文本特征。沈从文的诗化小说的叙事特征,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改造与转化、获得现代意义而形成的,对中国小说模式的多样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变都有重要贡献。     

清末民初形成期海派小说与新文学创作

清末民初形成期海派小说创作数目丰盈,其创作实绩代言了中国近代小说的基本风貌和整体成就。这批小说以通俗为主调,然而其叙事肌理中亦植入了较芜杂的现代性价值诉求。形成期海派小说规范了现代都市文学生产的基本要素,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与都市的亲缘关系,确立了新文学批判国民性、城乡对立、都市罪恶等基本主题,以其丰富的读者经验和庞大的读者基础启发了现代文学阶段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并为"五四"小说提供了较丰富的叙事经验。     

论郁达夫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的区别

通过运用现代叙事学有关叙事视角的理论,把叙事视角和人称有机结合,对中国传统小说及郁达夫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进行对比分析,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传统小说采用的是零聚焦的叙事视角模式,而郁达夫的小说则主要采用内聚焦的叙事视角模式。郁达夫在其小说中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视角模式的革新,奠定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再探"问题小说"--兼论小说现代思维模式的形成

被历来研究者统称为"问题小说"的1919-1921年小说创作中,蕴涵了小说创作思维模式从近代转向现代的发展过程.在廓清"问题小说"概念的同时,也触摸到了小说创作中思维模式转变的脉络.联想思维在小说结构中的普遍运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是这种转变实现的标志.除却社会、历史因素,<随感录>等白话报刊散文的盛极一时对这种转变实现有重要意义.     

彭家煌与"契诃夫风致"

彭家煌的小说创作深受契诃夫影响.从客观叙事原则、挖掘人物灵魂的叙事深度、生活印象的叙事方式、悲喜交融的叙事风格等方面加以比较分析,既可重现彭家煌独特的艺术个性,又可把握住契诃夫在现实批判性、艺术形式、真实性等层面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契诃夫既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易于操作的范式,而中国作家又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契诃夫的小说智慧.     

论郁达夫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

中国传统小说采用的是零聚焦的叙事视角(即没有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视角)模式,郁达夫的小说主要 采用内聚焦的叙事视角模式(包括内聚焦的叙事视角下的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叙事方式)。郁达夫对中国传统小说叙 事视角模式的革新,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叙事时间的嬗变:“缀段”的消失与现代小说的发生

叙事时间按照"内外两面"可以分为外在情节时间(小说时间的外面)和内在主体时间(小说时间的内面),而内在主体时间获得之时,才是现代小说兴起之时。并且,从古典小说"缀段"式的空间叙事到现代小说的时间叙事有一个大致的发展脉络:"缀段"叙事→外在情节时间叙事→内在主体时间叙事。具体地说,清末民初小说主要是"缀段"叙事向外在情节时间叙事转变,五四小说主要是内在主体时间叙事。不可否认的是,清末民初小说中也有少量的内在主体时间叙事。     

郁达夫对现代小说理论的贡献及其艺术论探析——兼论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江南时空故事书写

郁达夫在现代小说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是成功地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现代小说理论体系,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他小说实践中的理论价值亦不容忽视,如《沉沦》中的"西方化"意识,《春风沉醉的晚上》叙事模式的创新以及其小说善于把自然景物人格化、使其达到一种主观抒情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艺术境界等。此外,郁达夫小说中的江南时空之故事书写模式也颇具特色。郁达夫对现代小说理论的建构、实践及其小说中的江南时空故事书写模式的突破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2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之流变

20世纪中国小说有"国家叙事"与"日常叙事"两大叙事法则。"国家叙事"为主流,表现"人生飞扬",其共性强。30-40年代,国家叙事原创性强,有茅盾社会分析模式、丁玲意识形态模式、路翎现代心理模式;50-70年代,原创性弱,基本上是茅盾与丁玲二式整合为"史诗"模式;80-90年代,出现超越史诗,悲剧、象征、隐喻多样模式。"日常叙事",从苏曼殊、张爱玲到池莉、余华,表现"人生安稳",个性化强。两种叙事法则共同成就中国百年小说的辉煌。     

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审美特征

从晚清到五四,伴随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以及现代作家对环境描写的提倡,自然描写作为现代小说重要的理论要素被提到写作与批评的日程上来,这种追求显著地改变了现代小说的审美特征.总括起来,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人物塑造、情感氛围、叙事特征形成了重要的美学关联.     

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演变——兼议中国后现代小说的兴起

小说创作在中国源远流长,而且历代小说的叙事方式是各有不同的.以目前批评界普遍认同的古代、近代、现代、后现代四种小说主要写作模式而言,运用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角度等有关叙事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小说模式的演变无疑是恰当和必要的.不过,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后现代叙事作为一个全新的叙事类型是近些年才兴起的,但它对业已形成的以往小说叙事模式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因此,在总体把握中国小说叙事的总体演变之后,单独探讨后现代小说在中国兴起的话题无疑会使问题论述的全面清楚,从而也能够为间接回答评论界对后现代小说乃至后现代本身的一些争议做出理论上的依据.     

“五四”性爱小说的叙事模式

"五四"小说对"个性解放"与"人性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主要是通过对爱情题材的表现来实现的,作为对封建文化的叛逆,同时也是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出现了许多以爱情与性自由为主要诉求的性爱小说,其在叙事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爱情为叙事基点的叙事模式;叙事视点的多元化;人物形象的变化;叙事技巧的自然主义倾向、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说的引入。     

论中国现代小说的感伤倾向

在中国现代叙事语境中,苏曼殊以其独特的风格,开现代浪漫感伤小说的先河。五四时期的文学普遍存在着浓郁的感伤,郁达夫为现代感伤抒情小说提供了成功的审美范式。本文缘现代小说的感伤倾向,考察其流变和风格表征,剖析其审美特质和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