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离开家乡外出从事各类务工经商活动,使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以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可能性显著低于汉族流动人口,而成为雇员和失业的概率均显著高于汉族;并且不同的少数民族在就业状况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进一步的计量检验表明:女性、来自城镇、年轻或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较高、跨省流动、流入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更可能从事雇员工作,而不是成为雇主或自营劳动者;而男性、中年、受教育程度较高、跨省流动、流入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失业的概率显著更低。     

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身份选择——基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京就业者的比较

利用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别考察来自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在京流动劳动力的就业身份构成,并运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人力资本对流动劳动力不同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对改善其就业身份有显著正面影响;受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对中西部地区流动劳动力更为重要,对流动劳动力成为雇主的正向影响明显高于来自东部地区者。据此认为,在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之外,针对流动劳动力的系统性边缘化制度安排需要打破。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金融危机背景下山区农村创业就业实证研究

金融危机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风险,对山区农村形成了一定冲击.地方政府如何化解风险是一个现实的课题.文章通过对新昌县城南乡创业就业的个案分析,提出了山区农村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促进农民就业创业的路径,即构建农民创业发展机制和农民就业发展机制.     

论就业基因歧视及其防范对策

就业基因歧视是与保险基因歧视相并列的两大基因歧视问题之一。雇主实施就业基因歧视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是对劳动者的就业权、基因隐私权和人格尊严权的保护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反对就业基因歧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必须坚持基因隐私权原则、严格禁止基因检验与有限例外相结合的原则以及惩罚和预防相结合的原则,加强立法和司法工作,同时建立、完善基因风险分散机制。     

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可借以分析我国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现状，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能综合考察影响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多重因素。研究发现：虽然我国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总体身份认同状况较好，但认同结果与认同期望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个体因素、制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流迁因素和社会交往因素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均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促进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的政策建议：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青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体系；将青年流动人口全面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和城市社区体系，消除青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社群隔离。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统筹城乡就业

统筹城乡就业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城乡劳动力资源、实现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统筹城乡就业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作用.其中,建立以市场导向就业为基础平台、以提升城乡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为核心因素、以政府促进就业(创业)为关键手段和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就业为目标是统筹城乡就业的路径选择.     

大学生与雇主的学业、就业、创业观:共识与差异——基于两组全国性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

培养技能、促进就业、鼓励创业已经成为保证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国策.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大学生的学业、就业和创业观,却很少有从雇主的角度出发审视研究这一问题,更不用说将大学生—雇主放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通过使用2套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对劳资双方的学业观、就业观和创业观进行了比较分析.对于大学教育,雇主比大学生持有更加批判的态度;但雇主相对于大学生更加认同创业的冒险精神.这些分析结果对于大学生就业创业、雇主的人力资源政策以及高等教育改革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外老年人自营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保持老年人积极参与就业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自营就业这一灵活的就业方式受到了普遍关注。本文主要探讨了个人和家庭因素以及福利国家体制如何影响老年人对自营就业的选择。在国内外正面临着支持老年人和适应劳动力老龄化的多重挑战的今天,本文的探讨具有一定的政策意涵。在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同时,鼓励老年人自营就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知识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知识经济会对就业产生哪些影响?中国在发展知识经济中如何解决好就业问题?本文从历次技术革命和其它国家的发展中得出结沦:知识经济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会造成结构性失业;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知识、素质、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国情,中国在发展知识经济过程中,解决就业问题要注重:确定适宜的技术选择原则和战略;加强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积极发展中小企业,扩大创业型就业.     

自雇创业还是雇佣就业——基于中国女性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考量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分别以自雇创业与雇佣就业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析了女性就业选择的收入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相较于雇佣就业，自雇创业对女性收入波动的处理效应更显著；当收入阶层相近时，禀赋效应是女性自雇创业与雇佣就业组间收入差异的主导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就业选择差异会引发劳动力市场分割，即使低收入阶层的要素禀赋效应显著为正，仍无法摒除劳动力市场对该阶层自雇创业女性的歧视效应；但在中高收入阶层中，自雇创业女性群体能够通过自身禀赋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就业选择差异引致的歧视效应弱化。     

企业福利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基于不同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的分析

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2017年武汉市部分企业的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企业福利对不同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福利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且企业福利对不同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企业福利对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上,在高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关系不显著,在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关系显著。     

青年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分析

青年是流动人口的主体,对其就业稳定性进行分析有助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本文利用原国家人口计生委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选择个体特征、就业层次、就业选择三个维度指标,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青年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越大,收入越高,签订劳动合同的青年流动人口就业更稳定;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通讯行业就业更稳定性;职业为经商或商贩、运输、专业技术人员的就业更稳定;而青年流动人口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单位性质,是否接受培训以及就业渠道对就业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     

流动人口就业状况、歧视知觉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通过对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不强,内部差异较大;流动人口的职业类别、行业类别、单位性质、就业身份、本地工作年数、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劳动合同类型等就业状况对其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对其定居意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和定居意愿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要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城市管理当局应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改善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帮助其实现稳定就业、体面就业;促进本地人与流动人口的和谐共处,降低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     

流动人口就业培训问题研究——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

武汉市流动人口就业培训的调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流动人口对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较弱,大多数流动人口没有参加过就业培训;现有劳动力就业培训市场不规范,使得流动人口对其表现出极大不信任.应建立以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流动人口为主体,培训机构、培训市场和就业市场相协调的就业促进型培训机制,从而提高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加大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规范劳动力培训市场建设.     

女大学生平等就业权的社会性别解读

女大学生的就业状况相对于男大学生而言更为严峻,就业权平等无法得到真正落实。以社会性别为视角进行原因分析,主要由自然生理差异、雇主性别取向、劳动者个人基于性别所作的选择、社会制度中渗透的性别观点等所造成。应当在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文化制度中推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观点和措施,以保障女大学生平等就业权的真正实现。     

技术进步、户籍歧视与流动人口就业分化

利用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测度各省技术进步水平的宏观年鉴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t模型与Heckman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技术进步对不同户籍类型下流动人口就业分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内部就业分化差异显著,城镇流动人口比城乡流动人口有更高概率进入高收入岗位;技术进步强化了这种户籍歧视,同时存在高技能偏向性,使得城镇流动人口的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比城乡流动人口更容易进入高收入岗位,但是在低技能群体中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     

住房资产、就业稳定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住房资产、就业稳定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的关系.研究发现,住房资产对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均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不同住房套数家庭的挤出效应不同;高就业稳定性会抑制住房资产对家庭风险市场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的挤出效应;不同样本特征下住房资产对家庭风险市场参与概率及参与程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宁波公共就业服务质量改善机制构建

向3000名宁波劳动者发放问卷对宁波公共就业服务质量进行调查,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处理调查数据后发现,劳动者对宁波公共就业服务质量的总体评价是"中等".根据服务质量差距模型构建出宁波公共就业服务质量改善机制.为了提升宁波公共就业服务质量,宁波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正确理解劳动者对宁波公共就业服务质量的期望,正确选择公共就业服务设计和制定公共就业服务质量标准,确保按照公共就业服务质量标准提供服务,保证政府公共就业服务传递与承诺相一致.     

新型城镇化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8个城市的问卷调查

文章基于全国8个城市的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需求的现实状况以及权益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权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存在差异性认知,相比市民权益,他们更重视劳动权益。工资、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与福利、住房既是高度重要性权益,也是迫切需要政府加以保障的权益。受教育年限越长,就业身份为雇主,流入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越倾向于选择市民权益作为第一重要权益。受教育年限越长,就业身份为雇主,收入水平越高,流入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越倾向于选择市民权益作为第一迫切权益。为了精准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政府需要根据少数民族的主体需求与权益赋重,建立分层次、分重点、有针对性的权益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