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推定的适用范围、条件与效力

近年来,由于对推定的研究缺乏深入,理论和实务上存在着将推定的适用范围不当扩大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刑事诉讼中尤其突出。然而,刑事诉讼＂公权行使＂的性质,决定了推定在刑事诉讼中应慎重适用。刑事诉讼中法律推定的适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事实推定则应禁止适用。刑事推定的程序效力在于缓解证明困难和推进证明过程,实体效力在于增加证明对象和对证明责任产生影响。     

立法规范刑事推定的必要性及其规则设计探析

目前我国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疑罪问题主要用刑事推定的办法,但刑事推定的过程中往往存在随意性和标准不一,容易出现错误认定,造成错案,不利于准确打击犯罪和保护社会法益,损害法律权威,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刑事推定的立法规范极其必要。必须尽快认真研究、设计并确立刑事推定的总原则、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     

论明知的推定

犯罪明知是嫌疑人的内心状态,是难以用证据证明的。在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认定大都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明知的推定有助于解决案件证明环节上的困难,有助于实现刑事司法的目的,对推动刑事司法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推定的逻辑与司法理性

刑事推定是在部分案件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依据逻辑关系或者司法理性,确定案件待证事实的过程。推定不是证明,但是,它是以控方的证明和辩方的证伪为基础的。从本质上看,推定不仅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还是逻辑思维与司法理性结合的过程。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弊端及其出路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贯彻刑事优先原则,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方面的差别,以刑事诉讼程序取代了民事诉讼程序,异化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不利于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与身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缺陷,无法通过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来彻底消除其弊端,最终应将该制度取消。在此之前,应以司法解释的方法,克服其技术性缺陷。     

刑事承认的生成逻辑、结构诠释和解释路径

刑事承认中的权利处分理念存在三重逻辑：在政治逻辑上是对党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历史逻辑上是对中国“无讼”“和谐”等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在理论逻辑上是对权利之可选择性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落实。受本土文化和新时代司法公正观的影响，刑事承认的内核为“推定刑事承认为真实”,呈现出“窄入口”“强效力”和“窄出口”结构。该结构决定了刑事承认的进入机制较为严格：在程序要件上受承认能力、意思表示和承认场域的约束；在实体要件上以存在事实基础和其他证据为内容。刑事承认的“强效力”表现为推进诉讼证明进程，并由此催生提高诉讼效率及减少审前羁押之衍生效力。此外，刑事承认的退出机制受到严格限制，仅包括以“意思表示不自由”为中心的撤销机制和以“尊重客观事实”“合理处分”为中心的推翻机制。     

情理推断与刑事推定的理论界分

情理推断和刑事推定均建立在一定的犯罪事实认定错误风险之上,后者基于刑事政策的明确要求,前者实际仍潜藏着刑事政策因素的影响。情理推断的关键要素是“情理”的真实性得到犯罪事实认定者的一致认可。与情理推断不同,刑事推定的刑事政策考量已经超出犯罪事实认定者自由裁量范围,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为依据。针对特定犯罪事实适用刑事推定,不必然导致真正罪犯被放纵和导致司法权力滥用、专横的问题。被指控方通过提出事实主张和证据或证据线索的方法阻却刑事推定,在责任性质上不同于证明责任中的“动摇责任”。如果被指控方因为具体刑事诉讼制度的限制而缺乏自行收集证据的条件和能力,即便其对于提出辩解事实主张和证据或证据线索具有相对便利性或专属性,收集和出示相关证据的责任也不应当转移至被指控方。     

论老年犯罪人处遇——基于刑事政策的维度

老年犯罪人处遇应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学角度探讨老年犯罪人处遇,不仅是刑事实体问题,也是刑事程序问题。然而,国内已有研究偏向从刑事实体角度分析老年犯罪人问题,却疏于从刑事程序角度讨论,因而难以有效回应实践。从刑事程序视野探索老年犯罪人处遇问题,借鉴域外老年犯罪人处遇研究经验,有助于完善我国老年犯罪人处遇制度。     

“流浪猫案”裁判的逻辑批判——以证明规则为视角

对引起巨大争议的"流浪猫案"的解读存在多重视角。从证据法角度而言,本案法官对经验法则的认识存在不足,同时对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的把握也存在偏差,并且对争议颇大的"按比例判决"理解也有待矫正。这都极大地削弱了判决的说服力和实质上的妥当性。在民事诉讼自由心证主义原则下,我们应当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严格把握对经验法则的界定,同时正确处理事实推定和证明责任的关系。在程序正当的前提之下,实现判决结果的实体公正。     

刑事辩护制度与诉讼正义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对诉讼正义追求的结果。文章探讨了刑事辩护制度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保障功能,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运作,保障了被指控人的主体参与者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有助于法官中立和程序自治,从而促成程序正义的实现。同时,刑事辩护制度的展开,完善了控辩对抗机制,通过对抗揭发案件真相,并提供多样化的法律选择,从而最终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     

婚姻——一种身份性契约——兼论"第三者责任"

婚姻关系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婚姻关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然而，在生活中，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的事件屡见不鲜，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排除了第三者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因而在多数情况下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不用承担责任。这条规定不但不利于保护婚姻关系的稳定，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情杀、仇杀、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增多等。对于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责任，在立法上应予以明确规定，以更好地保护婚姻关系、稳固家庭。     

节制——致和之道

和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要把握天才致和之道，节制是致和的重要一项。概略言之，有对矛盾斗争的节制、对私欲的节制、对情的节制等。欲求和，必有所节制。节制有内外二端，对外节制事物矛盾冲突和斗争，对内节制自身的情和欲，即内靠自觉，外遵礼法。     

森林——德语诗歌之魂

森林是德语诗歌的一个重要表现主题,也是德国人的民族性格特征.在德国,森林文化十分盛行,森林诗歌广泛传播.从德意志民族发展史,德国的森林文化,以及德语诗歌中森林的应用等方面,分析了森林在德语诗歌中的重要意义.     

女神—女奴—女人——从古希腊神话女性形象看苔丝和珍妮悲剧命运

在社会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古希腊神话中,女性从女神被贬为女奴。而生活在男性权力夹缝中的女人,无论是扮演哪种角色,或是妻子、母亲、还是英雄;甚至是沦为玩物、祭品、妖魔,都是被压制着,并承担起她们的主宰者--男性给她们带来的一切罪名和痛苦。本文拟从古希腊神话的女性形象出发,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男权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家长制度下苔丝和珍妮的悲剧命运。     

重建最佳关联的翻译

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指导人们的交际活动;而翻译属交际活动的下义范畴,因此关联理论对翻译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关联理论认为,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相吻合,但在交际中人们只期待一个最佳关联.而翻译的核心就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即重建"最佳关联性".不同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导致翻译工作困难重重,如何使不同的文化意象在翻译中达成统一,关联理论中的最佳关联原则给了翻译工作者很大的启发与指导.     

论创新是现代管理的灵魂

社会发展、人类进步需要管理———科学的现代管理 ,而创新则是现代管理的主旋律 ,是现代管理的灵魂。创新活动所具有的五大特征以及现代科学管理的十大观念 ,应完成的四个取向和应实现的六个转变。     

过度诠释——诠释学悖论的产物

“过度诠释”既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下,本文从诠释学自身的悖论出发,追根溯源,发掘其深层含义,分析引出“过度诠释”是诠释学悖论的产物,试图更加合理地阐释和把握“过度诠释”.     

人是审美的存在——重读《庄子》

庄子思想产生于诸侯混战的战国,他关注人的个体生存价值及其意义,不以社会取向衡量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仅以隐士思想解读庄子,便放大了其逃避现实的一面,忽视了绝大悲悯与批判的另一面。庄子认为社会的破坏力量源于精神上的遮蔽,他称之为“天刑”,这是人类最大的桎梏。然而,人虽然非本质化了,人的本性却是美的,人可以“复其初”,审美生存是人的理想境界。     

隐喻——语言的经济机制

语言中隐喻性表达的出现也许源于语言系统中的的经济原则（以少喻多）。隐喻在扩展词义和句子表达中突显的以少胜多的作用表明隐喻是不可多得的表意、传神的简约的语言手段,因此,它的出现和受青睐是语言系统本身选择的结果,是语言的经济原则和隐喻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宪政视角的协商民主

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冶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力应属于人民，但如果对民主不加限剜将会造成多数的暴政。间接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都不足以完全控制多数的暴政，还需要加入法制的元素，民主的缺陷需要宪政的补正。协商民主作为程序的民主，强调法律和议事规则在公共领域和非公共领域的功能性作用，同时以商谈的方式达到民主的实质，从而控制多数的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