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衍生品领域内的法律规避行为——一种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思路

有法律的地方就一定有法律规避,这一规律在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市场中体现无疑。法律规避与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问题。以"法律规制——法律规避——行为效力"为分析框架,对现有法律规制环境下的私主体法律规避行为予以类型化划分,并结合金融衍生品领域内法律规避行为的特殊性提出规避行为的判断标准。应综合考量三大因素即规避的后果、所规避的强制性的类型以及所规避的强制性规范的绩效,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衍生品领域中的法律规避行为的效力进行判断。     

论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关系中当事人为使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得以适用而故意通过合法手段改变连结点中事实因素的行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行为是应当具有法律效力的。出现法律规避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规范自身的不严谨及各国立法权、司法权的不当扩张。在性质上,法律规避并非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公共秩序问题的一个部分。     

私法中法律规避的概念与本质——兼论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立法取舍

法律规避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历经千余年的历史演进,充分体现了与法律解释间的互动关系。法律规避概念存在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概念指当事人通过从事不违反规范文义之禁止或不符合规范法定内容的行为,实现与直接违法或满足法定要求方可实现之相同或类似经济上之结果;狭义概念则增添违反规范意旨之要求。法律规避在我国民法典中存在立法正当性缺失。法律规避本身既不可能亦不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制度,成为一个独立法律制度的前提是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可得建构,但对于法律规避而言,其没有可能。法律规避亦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规定,其仅系对一种客观现象的描述,伴随着此种现象,法律适用者必须审查既有法律规范之目的是否可得贯彻,即运用类推适用方法检验是否存在法律漏洞,并经由该手段进行漏洞填补,以贯彻立法目的,妥当应对法律规避问题。     

论市场经济中的法律规避

在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中，有一个法律问题极需人们加以认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这就是法律规避．法律规避（简称“避法”），是指行为人故意制造—个连结点，如国籍、法律资格、行为或某种法律事实，以使对已不利的法律不被适用，而使对已有利的法律得以适用的行为。其特点是使法律的时间放力、空间放力和对人的效力等法律适用条件发生变更，造成法律秩序的错动．法律规避，作为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反常现象，往往反映着校规避的法律在立法和法的实施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对法制模式的重构提供某种启示．法律规避──法律、政策中公…     

对国际私法上法律规避性质和效力的重新认识

法律规避在性质上并非一种欺诈行为、违法行为和逃法行为,而是当事人主观能动地选法行为,这种行为具有处于合法性与违法性之间的属性,即虽不是合法行为,但也不是违法行为。性质决定效力,非法的行为才会产生违法的结果,对法律规避的效力应予以完全认可。对有损法院地国利益的规避行为,可援引公共秩序保留拒绝外国法。     

行政行为的成立与生效之区别

文章认为,行政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有着本质的区别.行政行为的成立着眼于行政行为的存在与否,而行政行为的生效则关注行政行为是否发生行政主体所预期的法律效果.有关行政行为的诸要件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是一事实判断或法律属性判断标准,行政行为的生效要件是一法律逻辑判断标准,行政行为的有效要件是一法律价值判断标准,而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则是一司法审查标准.     

论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

传统法律规避制度自身存在的种种矛盾以及其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使得该制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再符合现代法律制度的要求。对法律规避制度予以适当限制并将其纳入法律选择的领域是符合社会法律制度发展的明智之举。     

浅析国际私法中法律规避的效力

法律规避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个特殊法律问题,与一般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区别,这不仅表现在规避的主体、对象、效力等方面,而且事关一国本应适用的强行法的实施及法律所期望的秩序和利益,故对其进行探讨具有理论与实务的双重价值。     

法律文化行为的法理学分析

法律文化行为是法的社会变迁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法律行为受文化行为影响后经过人们的选择所为之行为,即法律的实际实行效果,法律文化行为包含了法律行为和文化行为的一部分以及他们的结合体.行为人的选择是调和法律文化行为的调和剂,在我国影响这种选择的因素就是我国公民传统性格的消极方面.笔者从法律文化行为的法理学解析入手,阐述了法律文化行为的产生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法律文化行为概念的提出对我国立法工作的意义.     

论法律规范的若干问题

法律规范是法律内容的基本成分或核心成分.法律规范是指,存在于法律文本当中的,关于有关主体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一定条件下,如何行为及其相应后果的具体行为标准.法律规范由适用主体、适用条件、行为模式和行为后果四个要素构成.法律规范可以划分为权利性法律规范、义务性法律规范和职务性法律规范三种类型.法律规范除具有显在含义外,还具有隐在含义.     

再论国际私法中“直接适用的法”

在分析“直接适用的法”的缘起和根据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关于“直接适用的法”的新界定。笔者还对“直接适用的法”的性质进行了探讨 ,认为“直接适用的法”具有公法性质 ;“直接适用的法”亦具有实体法的性质和作用 ;采用“直接适用的法”支配国际民商事关系应属直接调整方法     

论法的合法性

法的合法性,就实质而言,指人们所遵从的强制性行为规范(实在法)所蕴含的理念;就形式而言,指实在法符合具体的形式规定。“法的合法性”是法成为法的前提条件,法律实证主义的主权命令说和“恶法亦法”说是形式极端主义而抛弃了真正的“法”,“法的合法性”的实现在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     

论“德法兼治”

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 ,围绕如何治党、治国、有效管理社会这个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正确把握道德与法律的内在关系 ,扬弃了我国历史上儒法两家传统的治国理念 ,提出了全新的治国理念——德法兼治。这一科学治国理念不断成为人们的共识 ,并在实践中正确运用 ,必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物权法》的基本价值

在我国《物权法》立法过程中首先确定的是《物权法》的基本价值，《物权法》的基本价值体现了立法者在制定《物权法》过程中所奉行的基本理念与精神，它明确了我国《物权法》应实现的目标。《物权法》作为一种专门用于解决因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法律制度，应具有除秩序、正义、效益之外自身独特的价值。本文对物权法这些独有价值加以探讨，如：明确财产权的归属，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提高物的利用效率，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推动社会进步；鼓励人们合法获取财富，维护人格尊严等，进而说明《物权法》对于法治的基石作用。     

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与我国民法、商法和经济法调整模式选择

以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为切入点 ,探讨了商法公法化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民法与商法的调整模式 ,指出商法公法化使得商法具有了经济法的某些特征 ,但二者之间的根本界限十分清晰 ;商法公法化进一步拓展了普通私法 (民法 )的调整范围 ,但仍未超越私法的领域 ,商法与民法之间仍然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试论行政执法方式的创新及其保障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正确理解行政执法的目的和功能，正视行政执法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创新行政执法方式，革除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执法权力行使分散化、执法活动运动化、执法手段单一强制化的弊端，使行政执法方式向综合化、常态化、民主化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保障在于观念更新、体制创新和人的素质的提升。     

论法伦理学的范式

法伦理学是以道德为视角考察法律科学的交叉学科。因此,单纯的法学方法或伦理学方法不足以完成法伦理学的整体研究,需要引入更为宏大的范式概念。通过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考察以及对法律本身的思考,提炼出法伦理学研究的问题范式、理想范式与实践范式,三种范式各有偏重,共同构成了法伦理学的研究范式。     

WTO对经济行政法制度的影响

WTO对经济行政法研究观、方法论的影响表现为在法学研究中要坚持"综合创新"的方法和重塑"中华法系"的目标,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如公平公正原则、自由原则、公开原则等将会对中国经济行政法制度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     

凉山彝族民事习惯法的民法适用现状分析

凉山彝族民事习惯法的民法适用现状呈现出腹心地区依然适用习惯法;过渡区优先适用习惯法;边缘区习惯法与国家法博弈和竞争的三种样态。前两种样态我们可以称之为错位,最后一种可以称之为断裂。这种错位和断裂的原因主要在于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因此,文章通过对这些样态和原因的深入分析,以期为找到一条适合于民族地区法治现代化的“路径”提供参照和依据,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的国家统一法治建设进程。     

法律教育与法治观念

以普及法律知识为主的传统教育已不适合时代需要,现代法律教育应以培养人们的法治观念为重点;培养法治观念的核心问题是对法律的信仰,最大障碍是人治观念的影响。确立法治观念必须破除人治观念,破除人治观念的有效手段是建立时法律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