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播学研究 ——以云南省丽江市东巴文化为例

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发展传播学作为一种旨在把现代传播技术和理念纳入传统地区发展的理论范式,进入后发地区学者和施政者的视野.其中所突出强调的传统与现代化结合的思路框架,对考察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与经济建设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发展传播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近年来云南省丽江市东巴文化的传播现象,借助网络等现代化的传播渠道,古老的纳西族东巴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纳西传统文化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数字丽江""数字纳西"等新媒介传播对策与建议.     

传播符号学视角中的福柯——社会互动与讯息意义

传播学领域对福柯的研究兴趣一直持续着,尤其在新媒介技术勃兴的今天,数据库技术的使用对个体社会实践的影响成为讨论的热点。由于福柯思想的艰涩难懂,普遍存在的误读和不恰当的理论应用成为传播学基础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从传播符号学出发,通过“信息意义”和“社会互动”两大环节可以探寻福柯与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交集：福柯对“信息撒播”与“社会实践”的理解,与传播符号学形成共鸣;而通过对作为“信息意义”与“社会实践”之内在逻辑通道的“规训技术”的层层解析,则可揭示出传播学对福柯理论的应用研究中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及原因。     

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

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新媒体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比例逐渐提高,学者们又总是适时地转向社会塑造论,探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实践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独特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现象,吸引了大批华人传播学者的关注,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属于个案研究,或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情境,未能阐明基于中国新媒体环境的新传播机制究竟如何作用。为此,应将诠释研究范式带来的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好地融入新媒体研究中,借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描”新媒体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建构的特殊意义。     

隐喻还是现象:重思传播学视域下的身体问题

身体研究在元理论层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即建构主义和反建构主义,分别侧重于身体的象征意涵和感知意涵,即作为隐喻的身体和作为现象的身体。这种辩证认识论有助于审视传播研究如何进入和架构身体议题。一方面,传播学者将注意力投射在身体的主体性焦虑上,从媒介进化史和文化展演的角度出发,发掘了身体在场的技术语境和象征价值,这是对建构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在日益沉浸化和交互化的传播环境中,身体又被塑造为赛博格的新隐喻和超越话语的新物质实践,这分别是建构主义的延续和反建构主义感知的物质化转向。未来,传播学视域中的身体研究需要高度重视认识论问题,从学术现象讨论转向学术体系建设。     

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与法官的"赋权"问题 ——基于法官新媒体使用及其评价的实证研究

新媒体时代司法领域对于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正在深刻影响着司法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其中法官对于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充满期待,对于推动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都是难得的机遇.本文针对作为司法公开"受众"之一的"法官"群体的新媒介接触与信息传播状况展开研究,发现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与法官"赋权"效应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动态的.新的传播技术在法官获取更多社会资源、推动法律的完善,以及判决的法律与社会效果的结合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同案同判"目标的追求中"赋权"问题却存在复杂性.与此同时,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对法官的"赋权"也面临现实困境.因此,从理念升级和加强制度建设两个层面强化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对法官的"赋权"效应,成为实现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良性互动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香港传播学教育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香港的传播学教育特别是在本科教育阶段重视传播实务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批判性思考与实务技能的结合。香港的传播学教育在与新闻学的关系上界限明细,致其传播学教育培养目标明确、课程结构合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日益发达,随着"媒体融合"和"媒体浸淫"的日益加速,如何驾驭和利用媒体来进行有效的传播,无疑是我们当今时代的迫切需求。在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上,中国大陆迫切需要破除传统的重理论轻实务的误区、"重道轻器"的隔膜,以在传播学的教育上因应时代与社会的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     

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与法官的"赋权"问题 ——基于法官新媒体使用及其评价的实证研究

新媒体时代司法领域对于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正在深刻影响着司法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其中法官对于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充满期待,对于推动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都是难得的机遇.本文针对作为司法公开"受众"之一的"法官"群体的新媒介接触与信息传播状况展开研究,发现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与法官"赋权"效应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动态的.新的传播技术在法官获取更多社会资源、推动法律的完善,以及判决的法律与社会效果的结合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同案同判"目标的追求中"赋权"问题却存在复杂性.与此同时,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对法官的"赋权"也面临现实困境.因此,从理念升级和加强制度建设两个层面强化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对法官的"赋权"效应,成为实现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良性互动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基于MEEPO社区对数据社交的传播学观察与分析

从传播学的视阈出发,运用数学统计和建模的方法对社交网络中广泛存在的传播方式——数据社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研究以数据社交网站Meepo的用户日志为基础,概括了数据社交的传播要素与传播特质,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数据社交展开定量分析,建立了相关模型;并且结合传播学理论和社会传播现实,对定量分析的结果和模型予以合理阐释,挖掘数据社交对社会传播的影响和意义。     

新媒介技术背景下的传媒“四化”论

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人类进入"传媒化生存"时代:传媒视频化带来了现实社会的拟态呈现与演绎;传媒生产化导致了知识信息的线上"众筹"与"共享";传媒社交化意味着人际关系的再现与再造;传媒智能化预示着人类生态的变化与变异。在此基础上,信息传播空间与社会发展模式得以重塑。     

从整体到多元:论传播学本土化的地方性视角

学界过往围绕"传播学本土化"问题展开的探索,大多以作为整体的"中国"为前提,探讨中国传播研究突破西方话语"普遍性"规范的种种可能。与此同时,中国内部的地方特殊性因素却在"传播学本土化"争论中总体受到忽视。以先发展地区为参照、忽视其他地方性传播实践的"内部普遍性"模式限制了中国传播研究对中国问题的理解与想象范围。本文试以近代四川与沿海、华北等中国先发展地区民众在接受电影、报刊等"新媒介"过程中存在的差异为例,说明中国内部地方特殊性在不同地区媒介接受史上的作用过程。基于此,本文指出"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探索应当具备"多元普遍性"的观念自觉,从对地方性传播实践的探究中理解和把握中国问题。     

“公共领域”中的微博用户分析——基于微博范式下的网络舆论监督与引导

微博的传播方式有别于以往任何一种传播媒介,它集便捷性、公开性、交互性等特点于一身,实现了随时随地传播信息的可能,以140个字符体现了微博用户主体的观点,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各项事务中有着自己特殊的传播方式。在网络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微博媒介发挥着"社会公器"的作用,文章旨在从传播学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公共领域"中微博用户的类型特征及行为需要,在研究微博用户心理特征的基础上,讨论微博对网络舆论的监督与引导机制,结合社会热点事件,探讨微博在现实社会的传播意义。     

论网络社会时代的新媒介技术观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一个以新媒介技术为标志的网络社会时代。在此之前,工业社会时代存在着3种重要技术观,即人本主义技术观、实用主义技术观和泛媒介技术观。3种技术观从不同层面体现和诠释了人与技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对海德格尔、杜威和麦克卢汉的代表性技术传播思想进行回顾和反思,可比较发现,正确认识新媒介技术,首先要融合3种技术视域;其次要对新媒介的技术特征和深层逻辑进行全面考察,最终形成技术、时空、价值和文化多维的新媒介技术观。只有不断地进行新媒介技术观的革新,才能引领网络社会时代的思维革命。     

协同创新、整体提升:2015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述评

201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出现面对社会变革和技术创新的重大挑战,在回顾新闻传播学学科生态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以及中国传媒业发展的重大事件,从10个方面分析2015年新闻传播学的实际现状,围绕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发展、新闻学行业变革、传播学研究新热点、学科范式和学科教育以及新闻传播学学科理念等问题,思考新闻传播学科发展方向,拓展新闻传播学科研究领域,为传统媒体变革和新媒体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指导,以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协同创新、整体提升。     

科技传播学的三大源头

20世纪上半叶,在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先后出现了一些有关科技传播的研究,例如科学技术学对科技传播的研究、传播学对技术扩散的研究、“技术传播”对传播实践的研究,这些研究对科技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实际上成为科技传播学的三大源头。在未来发展中,科技传播学要在总结这些历史成果的基础上,培育新的研究传统,利用创新性的研究指导社会的科技传播事业发展。     

新媒介技术正改变与增强新闻传媒——基于VR技术、AR技术及MR技术的考察

当下,VR(虚拟现实)技术、AR(增强现实)技术以及将至的MR(混合现实)技术等新媒介技术,正给新闻业带来许多新的传播和接受方式。未来的新闻传播,或在其传播理念、表现形态、叙事模式、接受效果等方面,将会随着VR等新媒介技术的推广及运用而获得更大的改观和延展。     

技术、人与传播的关系:来自沃尔特·翁的启示

沃尔特·翁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在任一时代,都有"新旧"媒介,新媒介的扩散对当时的知识群体、沟通状态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古希腊智者群体的衰落为例;二是翁对"传播""信息"的界定和理解,为我们理解新媒体泛滥的现实情境之中人和人的交流关系提供了某种参照。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新媒介环境凸显出旧媒介环境的存在,属于旧媒介环境中的知识群落若无法适应新媒介环境的逻辑很可能被历史所淘汰;在电子时代个体有可能冲破由文字、印刷机导致的封闭空间,为翁极力澄清的"传播"提供某种可能。     

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区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社会基础——基于全方位视野分析的框架

来自实践的"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构成了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思想基础和社会生活基础,它是决定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活动进行的基础因素和根本因素."社会基础"的显性表现是"一种状况、两种素质、三种关系"的综合指标.由此入手为中国传播学在发展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一个分析的框架,寻找到研究中国农村和其他经济社会落后地区传播事业发展规律的新的、有用的分析工具,则可能有效推动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     

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

离身观念曾主导着不同领域学者对传播与身体关系的研究,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为具身性进入传播与身体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研究发现,具身性为反思既有的两种传播观念以及关照新传媒技术实践提供了难得的逻辑切入点。首先,批判性地揭示传播传递观所隐含的刺激—反应这一实证主义逻辑,凸显身体及其知觉类型在传播效果研究中的系统性缺席;其次,从符号与现实关系的角度检视传播仪式观的作用机制,尝试以具身视角填补由这一作用机制所造成的学理困境;再次,以具身观念反观新传媒技术及其实践,将虚拟现实理解为具身性的传播实践,借此为彻底离身的技术神话去魅。     

中美两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及教材的比较研究

传播学从国外引入中国已有30年的历史,当前中国高校在新闻/传播的课堂教学和教材内容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学/传播学权威教材内容的比较和分析,提出了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应本着"洋为中用"、"取长补短"的原则,与时俱进地进行教材内容的补充和更新的建议,以促使中国的新闻学/传播学教育更好地发挥为社会实践服务的功能.     

当前自媒体发展的特点与趋势分析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媒介的形态和种类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智能终端、 微博、 微信等新媒介的大量涌现, 使得媒介与个人生活进一步融合, 媒介真正地成为了 "人的延伸". 而自媒体的出现, 则实现了人与媒介的无缝衔接, 进一步证实了麦克卢汉的预言. 本文从若干传播学理论出发, 分析了现阶段自媒体的传播生态、 传播者、 传播渠道以及受众的特点, 并对自媒体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