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金融摩擦与企业投资

经济增速趋缓背景下,货币政策承担着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等多重责任,但货币政策频繁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研究显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通过金融摩擦放大效应抑制企业投资水平;国有企业虽具有信贷资源优势,但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保持更高的谨慎性和风险意识,更易受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向实体投资的转化。为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对公众预期的前瞻性引导,避免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扰动的根源。同时,需要高度关注不确定性冲击的金融摩擦放大效应,采取切实措施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和效率,避免资金脱实向虚。     

货币政策、所有制结构与上市公司银行贷款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2006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所有制结构与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的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的贷款比率受货币政策影响更大。货币政策对公司长期贷款比率有正向影响,其中货币政策对国有上市公司长期贷款比例影响不显著,而对民营上市公司长期贷款比率影响显著。在我国金融、法制等制度不够完善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变化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政府在货币政策调控时,应注重对民营企业贷款的影响。     

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协调效应研究

在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审慎管理理论框架与协调机理的基础上,运用2008～2018年间商业银行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审慎管理共同影响银行信贷规模时,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总量效应较为明显,宏观审慎管理的资本比率要求显著约束了银行信贷扩张力度,直接影响银行信贷和结构变动;宏观审慎逆周期资本要求,降低了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效应;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资本要求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约束更为有效,货币政策调控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影响约束作用较为明显;两者通过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影响银行信贷规模,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了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比率,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资本比率要求迫使银行增加缓冲资本,约束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产权性质、公司治理与企业环境行为

环境污染的公共品属性和产品剩余价值创造的激励特征导致了企业环境行为的消极性和迎合性，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成为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性的核心要素。选取2016—2019年中国五大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产权性质、公司治理角度探究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行为有明显的产权性质差异，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企业环境行为；董事会规模、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兼任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负相关，同时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因素的基础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民营企业环境行为受到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加显著。     

中国金融风险调控范式选择：贷款价值比政策还是个人住房贷款占比政策？

通过构建一个六部门的DSGE模型,在家庭部门中引入投机行为,评估个人住房贷款占比的政策效力,并将其与传统的贷款价值比（LTV）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第一,两种宏观审慎政策均能提升社会总福利,调控房地产与银行金融风险,平抑主要经济金融变量波动。第二,在住房偏好、技术进步冲击下,短期内LTV政策能够更好地调控金融风险,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政策的长期抑制效应更佳;在货币政策冲击下,个人住房贷款占比在长短期的表现均优于LTV政策,且不会对经济产出有显著负面影响。第三,在住房偏好与货币政策冲击下,个人住房贷款占比政策能更好地与货币政策协调,福利改进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两种政策钉住目标不同也会导致其福利改进与稳定波动率表现产生差异。     

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产权特征视角分析

文章着重于从政府控制企业的产权路径上,考察不同所有权特征的企业如何应对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应对下企业不同的投资行为.研究发现,国家的紧缩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普遍控制了上市公司的所有权,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了干扰,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传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因产权关系出现了弱效现象.特别是股权集中度非常高的国有企业,货币政策调控对企业投资的传导机制的效果受到抑制,更容易出现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决策的传导作用的偏离.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现金流风险

在中国企业制度改革进程中,股权激励作为减少代理问题、抑制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日益引发各界关注。本文以2006－2014年股改后期我国 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样本,研究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企业现金流风险的影响效应和路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抑制管理者利用企业现金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现金流风险,随着股权激励累积强度超过某一临界点后,管理者这一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效应将消退,本文提供了股权激励实施“壕沟效应”的支持性经验证据。同时,在产权性质因素的作用下,民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其股权激励的实施效应更加显著。     

管理防御、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承担

转型经济环境下,我国经理人市场对经理人约束作用有限,经理人的自利和短视行为造成严重的管理防御现象,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管理防御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以及内部控制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理人的管理防御行为通过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显著抑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内部控制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管理防御对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按产权性质分组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管理防御对风险承担的负面效应以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创新——基于高管风险承担视角

创新是企业获得技术优势的重要行为,有助于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管是企业做出创新决策的主体。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管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随着高管薪酬结构中股权薪酬比例的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地,以激励物的Delta指数和Vega指数为度量的高管风险承担在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股权薪酬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效果仅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位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当中。因此,企业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结构,适当提高股权薪酬占比,并注重改善激励环境提升高管的风险承担能力,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过度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收益与风险均衡的视角

基于76家商业银行2014—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过度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的确存在过度风险承担现象,且中小银行过度风险承担现象更严重;高利率货币政策会促进商业银行过度风险承担;数量型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立场中,高存款准备金率或者高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会抑制商业银行过度风险承担,但对系统性重要银行,这种抑制作用将会减弱;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越大,其过度风险承担越低;商业银行过度风险承担具有明显的逆周期性。     

中国企业归核化战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在对403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至2007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多元化水平、企业绩效、高管变更、股权集中度、财务杠杆等五个因素对企业归核化行为的影响,本文得出结论认为:多元化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和获取市场机会的主要战略行为,中国企业尚未进入普遍过度多元化的阶段.在过度多元化的临界点以下,企业的多元化水平尚不能显著地影响企业的归核化决策;而股权的集中化却会促使其所有者更加顺利地进行多元化扩张以获取更多的市场利益,且并不因高管变更而受到影响;只有当多元化经营使企业绩效明显下降时,企业才会选择归核化以降低经营风险.     

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的风险承担——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风险承担水平代表了企业业绩的增长潜力,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样本数据,通过构建和估计了一个面板计量模型,对2003-2012年期间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特征和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着重考察了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董事会领导结构等董事会治理结构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不同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董事会规模对企业的风险承担具有显著负效应;董事会的领导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并不显著。实证结果意味着独立董事比例越高或者董事会持股比例越高,均会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董事会规模越大,反而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0年中国108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信贷供给规模和结构两方面的影响，并建立了3个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会显著抑制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规模，且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更为敏感；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大，商业银行会改变其信贷供给结构，将信贷投向风险较小的个人贷款、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信贷资金来源方的储蓄意愿、信贷需求方的贷款需求，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过程中，承担着部分中介作用，而货币政策渠道具有一定的遮掩效应。     

税收、银行与企业融资方式

在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基础上,考察税收对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当银行为客户提供的交易服务成本很低时,以较低的税率对储蓄利息开征利息所得税不会影响储户(或投资者)在储蓄和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对银行贷款利息收入开征营业税,则会引起税收转嫁,提高贷款利息率,使部分企业选择直接融资方式而不是从银行贷款;银行业所得税也会提高贷款利率,减少贷款需求量.     

金融去杠杆背景下资产流动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高杠杆是金融风险衍生的根源,维护金融安全已经提升至国家安全战略高度。近年来基于调节资产流动性而进行的资产转让和贷款类信托理财业务的规模正逐渐扩大,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资产流动性大小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出售资产能力的提高增强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冲击承受能力,资产流动性的提升会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另一方面,资产流动性的提升会激励商业银行风险资产增持行为,导致新的流动性风险聚集。将金融去杠杆引入分析框架,基于存款保险制度视角构建了资产流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考察带有金融去杠杆强度的商业银行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对贷款出售折价率的偏导数,研究去杠杆背景下资产流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     

试析创新企业规模变动的机制

企业创新是企业为更有效地利用社会经济资源而对现有资源进行新的组合或配置,其结果可以是使单位产品成本降低,也可以是使产品需求上升导致产品价格上升.在许多情况下,创新行为会使企业产品规模有扩张的倾向,但某些情况下也有可能使产出规模减少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是影响创新企业规模变动的核心因素.此外,一些非利润因素也可能抑制或扩大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所致的规模变动,并表现为放大由利润最大化所致的规模扩张,有时甚至会使企业过分偏离利润目标而丧失创新优势.     

贷款冲击、货币供给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

建立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数量调控规则下对贷款冲击与货币供给冲击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估计,并引入贷款冲击与货币供给冲击的相关性,发现二者在短期内会使产出、投资和通胀率出现较大波动,贷款冲击波动性更大。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应谨慎对待信贷扩张与宽松货币政策,而在长期则应持续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向价格调控规则过渡。     

私募股权投资对成长型高新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从私募股权投资的已有理论着手,提炼出除私募股权以外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选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成长型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建立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PE确实对成长型中小企业的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绩效会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年龄、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企业规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该研究中不显著。     

并购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以资本市场2011—2018年2 937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研究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将企业成长性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对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拓展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差异。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并购商誉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公司的并购商誉越多,其对应的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成长性对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区分产权性质的情形下,国有企业中并购商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比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我国当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评价及未来取向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中央银行运用政策工具直接予以调控以影响最终目标实现程度的中介变量。它是央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预期影响的衔接点和传送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1986—1993年,现金计划和贷款规模一度成为我国的中介目标。1994年中央银行开始对外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并于1996年正式将M1定为中介目标。随着1998年我国取消对贷款规模的控制,我国货币政策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重大转变,货币供应量一直充当我国惟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然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