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疯癫叙事的历史意识

新中国前四十年文学在不同时期皆因肩负着不同的历史启蒙使命,致其有着各自偏好的题材选择范围以及与之相应的叙述姿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大多采取以边缘姿态叙说历史中心的叙述姿态,这种叙述姿态一改之前历史小说相对单一、僵化的历史书写模式,偏离了原来小说所预设的既定轨道,无论是在题材选择上,还是在叙述姿态上都显示出自己的开放性、包容性与超越性。19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我们给出与以往中国文学所不同的答案。     

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疯癫叙事”历经从萌生、演变、沉寂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缘于作为叙事视角兼叙事声音的“疯癫者”驳杂多面的文化形象及不同于常人的言语、思维与情感体验特征,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世纪之交,中国20世纪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皆隐秘漫溢出特殊的历史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疯癫叙事踯躅于对历史的建构、置疑与重构之间,某种意义上,疯癫叙事是窥探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与参照。90年代以前,疯癫叙事致力于挑战同时期文学实践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与宏大;世纪之交,疯癫叙事在浓郁的历史虚无主义氛围中,展现出对虚无主义历史意识的审视与过往历史话语价值的重新确立。     

历史·现实与精神探寻──90年代长篇小说论析

9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构成了中国文学跨世纪的显眼轨迹。历史叙事的三种姿态和意向结构,是民族从昨天到今天寻找文明秩序的心灵迹象;现实叙事的两种风格,是作家对现实与生存认知和思考的艺术再现;精神性叙事的对立性主题,则表达了世纪末期重建家园的不同情怀。它们联系着世纪之交的种种精神取向。     

90年代诗歌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意象辨识

8 9年被认为是当代诗歌的重要关口 ,之后的 90年代诗歌在转型的过程中现出种种变式 ,在 90年代的诗学立场及诗歌纪事中 ,历史意识和历史意象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中得以凸显。本文着重从叙事的角度出发 ,从历史的个人化与当代化角度剖析历史意识的存在形式 ,同时 ,在狭义的历史意象逐渐淡出的当代诗坛 ,90年代诗歌又为历史意象赋予了新的意义。历史意识与历史意象的合力造就了 90年代诗歌“永不终结的现实”。     

中国传统叙事中时间意识的演变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人物、情节、时间是三位一体的。早期的历史叙事呈现的是历史规律在时间过程中的客观流变，这与中国古典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唐以后的通俗叙事中，人物、情节在时间的展开中渗透了浓厚的道德与文化意识，其中不自觉的流露了人们在那个时代的一种怀疑意识；明清以后的长篇叙事却凸现了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恰反映了人意识与时代的藕合。整个中国传统叙事中隐含的时间意识，反映出的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一种世界观与意识形态。     

文化解码与价值重估——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志异叙事

20世纪90年代，将奇异现象纳入文学书写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影响广泛。无论奇异的物象、人的异禀，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人间发生关联的鬼魂，它们通过对“天道”“义理”“因果”等中国文化隐形结构的文学性激活，建构起自足的世界。在以物观世的文化传统、天人合一的精神诉求、因果循环的历史观念以及虚妄世情的摹写等方面，90年代长篇小说体现出与传统叙事资源的深层次关联。同时，这一现象与传统文化勃兴的时代氛围、民间文化的深层滋养以及多元语境下文学的本体性回归有密切关联。从审美角度来看，志异叙事固然对扩展小说的表现领域大有裨益，但也提醒我们注意甄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警惕消费语境下“为奇异而奇异”的书写现象和对传统文化的狭隘性处理。只有深入发掘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学创作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试论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历史叙述

叙述学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叙述,即虚构叙述.但对中国传统叙事的研究,却不能不将历史叙述纳入其中.由于中国史学传统异常发达,使历史叙述在中国传统叙事中得到高度发展.我们从先秦叙事的特点以及史诗的残缺和小说的晚出等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形成、发展与历史叙述的联系.     

"历史"在叙事中复活--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走向

历史文学叙述行为有其自在特征,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学对历史真实、文学真实、艺术假定、虚构限度等的特别强调。论文主要从作家叙事理念入手,探讨80年代小说叙事变革以来,当代历史小说叙述形态的变化,以及历史文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叙述范型的。     

荒诞、反讽与存在的考证——格非的“智者叙述”及其知识分子书写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先锋小说的叙事历险逐渐褪敛了形式探索的锋芒，从虚构的修辞性现实到对存在境遇的深度探测，先锋作家在叙事转型中重新出发。格非的“智者叙述”及其知识分子书写，在偶然、荒诞与反讽的叙事情境里，刻绘了文明暮色中的知识人画像，以及飘扬在文化废墟上的欲望旗帜。格非对存在的考证不仅为知识分子的文化危机提供了精神备忘录，而且点燃了文化灰烬里未熄犹生的薪火余温。     

论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三重解构

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降，黑格尔历史哲学从三个方面不断地遭到解构。首先是意志哲学对理性的反叛，意志取代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理性；其次是方法论上的批判，客观主义及科学方法成为讨论历史认识问题的主要方法；再次是叙事主义的转向，历史叙事的“诗学”成为研讨的中心问题。然而三大解构再次证明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不可替代的地位。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与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

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历史总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马克思认为"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历史不能游离于"现实的人"之外,它实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造成的现实运动。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这一认识,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并指明了史学研究与历史本身的内在会通性,要求史家在史学的研究中要注重人文关怀,史学研究要强化史家的主体意识。     

后晋张继升墓志考

五代为期 5 4年 ,却有汉胡 8姓 14君 ,频繁的朝代更迭使百姓惟求自保。本为名臣张全义亲侄的张继升 ,墓志中对此默缄其口 ,即是这一状况的典型代表。该墓志由历经五代的杰出书法家和文章奇才杨凝式撰文 ,是“疯子”存世的难得文字史料 ,代表了他的部分文风特点。     

“文学自觉说” 与汉代文学风貌

本文梳理了"文学自觉说"的学术史,并藉此探讨了汉代文学风貌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文学自觉说"最初只是就魏晋时代的理论批评风气而发,它也只是在理论批评的层面上才具备科学性。后世学者的种种建构和解构,背离了"自觉说"的初衷,增大了"自觉"一词的涵义混乱,同时也模糊了"文学"的概念。这段学术史,不断加深着人们对汉代文学风貌的辨析和认识,但也存在矫枉过正之弊。事实上,从文体、修辞、内容三方面看,汉代文学仍有诸多模糊、依傍、质朴之处,其更多地延续了先秦文学,而与魏晋文学之间差异明显。因此,就"断限效应"而言,"魏晋文学自觉说"仍具有合理性。     

历史哲学的学科性质和定位

人的存在在时间中的展开就是历史。人对自身历史的自我意识经历了“历史观--历史理论--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历史哲学具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基点，是介于哲学与史学之间的一门特殊的中介学科。历史哲学的两个分支--思辩历史哲学与批判历史哲学--在理论形态方面是前后相继的关系，在问题域方面则是作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而互补的。唯物史观为历史哲学这两个分支的辩证统一奠定了基础。     

诗与史合奏的乐章——许衡的《编年歌括》

许衡的《编年歌括》以歌谣的形式铺叙历史，是诗、史联姻的结晶，体现了作者的历史观念。组诗的艺术特色主要反映在整体编排，时间意识，概括简约，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的统一以及语言的通俗化、精炼化、形象化和音乐性、节奏性等方面，具有文史兼备的特点，是前代咏史诗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吴越春秋》的叙事策略

《吴越春秋》独特的叙事策略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其叙事策略表现在：建构审美时空形态。展现吴越两国盛衰兴亡的因果关系和历史脉络,揭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和历史哲理;建立“包举大端”的开头形态。使全书具有一种充满浓烈反省意识和兴衰感的历史哲学思考。     

“集体意识”的流变与中国新诗的历史构成

＂集体意识＂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理念之一,在百年新诗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历史经验表明：＂集体意识＂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的消长,始终与新诗所处文化语境的变化有关。不仅如此,在逐步成为判定新诗重要文化价值层面的过程中,＂集体意识＂也成为反思新诗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在注重价值、观念的前提下,从历史结缘、整体趋势、风格制约的角度探讨＂集体意识＂在新诗历史中的构成,就成为阐释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方面。     

诗歌研究的"历史感"

本文试图以"历史感"为观察点,讨论在社会的多重变动中诗歌研究角度、方法的变异现象。它还认为所谓"重返历史现场",并不一定指简单地贴近史料文献,而是如何避免对其一般化的认同,如何对这些史料文献保持必要的距离,在一种更具张力的讨论中获得较为贴切的历史认识。     

对文学与历史分工的理性重拾

普通读者意识中文学与历史的功能界线是模糊的,它造成了许多认识上的误区。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与亚里斯多德的＂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等主张对这种情形难辞其咎。新历史主义忽略了史料的视界、史家客观意识和效果历史,其历史观是偏颇的。亚里斯多德及其追随者过分强调了哲学的主体地位,而忽略了历史与文学、哲学的过分膨胀导致其把文学从其竞争者变成为增强其激情与形象性的认识工具,而把历史从其制约者变成帮助其解释与规划未来的蓝图,造成了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因此有必要重新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分工：把赋予文学的直接的认识价值还给历史,把新历史主义主张的虚构和激情尽量从历史里剥离出来还给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