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问题反思与重塑

我国一村一法律顾问实践在近十五年里从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在推进乡村法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S省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运行实践为对象,实证研究发现该制度运行中尚存如下问题：村民好评率低、村委会认可度差、驻村法律顾问自我成就感弱、司法行政人员满意度低。问题背后折射出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自身的不足：工作职责内容规定过于宽泛导致角色冲突;过度的行政资源配置手段违反了法律服务市场化的客观规律;责权利配置不合理导致工作开展不可持续。为了进一步发挥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优势,需要重新定位驻村法律顾问的岗位角色,明确其主要服务对象,从服务对象出发重新明确驻村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重新归位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充分尊重和维护村委会与驻村法律顾问之间的市场交易主体地位;完善激励保障措施,实现责权利对等;并建议司法部尽快制定《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实施条例》。     

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路向分析——一种宏观视角的审视与判断

乡村治理不但需要有社会学、经济学等“解决问题”的学科介入,更需要有“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考,因为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乡村之所以需要进行治理,一是源于浅表层面乡村的撕裂与破坏,二是源于深层的乡村风俗文化的改变。即,乡村社会功能的变迁与调整是乡村治理的最根本原因,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原因则属表层因素,乡村治理的实质是如何在城乡互动中对乡村进行重新定位、整合。乡村治理需要厘清“乡村”治理与城市涉农社区的“社区”治理之别,针对聚集型乡村和离散型乡村的差异性有治理侧重,否则容易陷入乡村政绩建设而不是乡村社会功能建设的陷阱。《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乡村治理体系转型的开始:由党建“引领”向“党组织领导”转变、由“三治融合”向“一元多方”转变。这种转变既利于聚集型乡村的城市化推进,也利于离散型乡村的防衰治理,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乡村展现与践行。     

乡村旅游发展顶层设计:政策演变与展望 ——基于2004—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回顾

乡村旅游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以2004—2020年发布的17个中央"一号文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一号文件"中乡村旅游政策的供给演进路径与关键内容.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政策的供给演进路径总体呈现"起步阶段-缓慢推进阶段-快速推进阶段"的变化趋势.政策核心内容在于乡村旅游的资本政策支持、乡村旅游的发展载体、乡村旅游的发展形式和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这些政策内容,实时指出了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纲领性,为中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路径.未来乡村旅游政策将着力于继续加大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支持、重视和鼓励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重视乡村旅游发展形式创新、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四项工作.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效应、困境及路径——以阳西县的互联网+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是指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进行融合,以优化村庄“一事一议”制度结构、提升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运行绩效的过程。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可产生积极效应：优化传统的村庄 “一事一议”制度模式。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实施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较为匮乏;村民对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接受度较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共享存在障碍。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优化路径在于：确定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高效、便民目标;大力推进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引进服务村庄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不断强化村民关于村庄社会治理的“互联网+”认知;搭建村庄“一事一议”有效运作的互联网治理平台、促进信息共享;为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有效运作提供组织、机制及制度保障。      

王鸿一的"村本政治"思想及其对梁漱溟的影响

王鸿一依据古代"乡治"提出了"村本政治"思想,以农村为基本单位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再由"村治"逐级达到"国治".他的这一思想及其为倡导"村本政治"而进行的社会活动影响了梁漱溟走上乡村建设道路.王鸿一从宣传、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了梁漱溟帮助.在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了一场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乡村建设运动.     

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城市和乡村的恋人们：故事一》中的女性生存状况解读

在《城市和乡村的恋人们：故事一》中,作者纳丁.戈迪默将南非女性所遭受的双重压迫——作为黑人和女性所承受的种族歧视以及性别歧视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勾勒出一幅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女性悲惨的境遇与生存状况图景,揭示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残忍。     

基于乡村机能恢复的乡村旅游特征值选择及其开发控制

乡村旅游之美源于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田园野趣,乡村的一草一木皆散发出独特的乡土风情,这正是游客梦萦魂牵,寻觅向往之处.但是在乡村旅游开发与发展中存在大量非乡村因素,远离了乡村旅游本质,因此从乡村旅游特征值的确定与测量为起点,根据乡村旅游特征中食物、建材、能耗、文化、自然等因素建立测量指标,尝试量化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乡土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开发控制措施,为乡村旅游的价值提升和真正乡村的回归及乡村机能的恢复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乡村特色产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基于2007—2020年全国24个省1451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政策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示范政策对农民收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且这种作用因当地财政收入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特色产品种类等存在差异。此外，示范政策对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进一步地，从县域层面作用机制来看，示范政策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通过涓滴效应促进农民增收；从企业层面作用机制来看，示范政策促使涉农企业集聚、工商资本下乡以及涉农企业营收增加，进而促进农民增收；从农民层面作用机制来看，示范政策提高了农民非农就业水平、农业技术采用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农民收入增长。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全社会对乡村旅游投资越来越多。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以浙江省为例,选取2014-2018年569个连续样本村的面板数据,在考虑资源禀赋、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条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研究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的影响。首先,通过LM检验、F检验、Hausman检验判别面板数据模型类型;其次,运用Stata13.0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旅游投资每增加1%,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就提高0.24%。政府旅游投资对提高乡村经济效益起到重要作用。最后,针对提升乡村旅游投资效益提出政策建议。     

以乡村旅游带动贫困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探析——以辽宁省建昌县为例

乡村振兴是近两年国家高度重视的发展战略.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径.建昌县是辽宁省省级贫困县,乡村振兴战略为其脱贫攻坚提供契机.通过对建昌县旅游发展基础、乡村振兴条件和乡村旅游发展面临问题的深入调查分析,文章提出了构建完善的建昌县旅游产品体系,选择正确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科学规划建昌县旅游空间格局,合理安排点——线——面的空间布局,认真策划建昌县旅游形象等以乡村旅游带动建昌县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新乡贤出场的三重要求及生成路径

乡贤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是乡贤活跃的深厚土壤。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及近代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农村,乡绅(贤)逐步从乡村治理中退场。新乡贤出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即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长期的单程流动,导致乡村内生性建构力量不足;面向后喻文化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乡村精英协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质和量两方面破解乡村精英不足的瓶颈,构建新乡贤出场的平台。新乡贤是开放的精英群体服务“三农”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本质既是知识创造价值的时代体现,也是能力本位的时代体现。     

新时代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基本理路

农村生态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在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目标要求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进一步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基础设施保障。通过构建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推送生态建设数字教育资源、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建设智慧绿色乡村等举措,进一步培育村民生态脱贫与生态致富的思想意识,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使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融合,协同推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的存续与发展

乡村振兴是一项国家战略,乡村景观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景观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乡村文化在这一载体上的丢失现象日趋严重。如何使乡村景观建设体现乡村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深入剖析文化景观衰退的原因,结合历史和文化传承价值的多元化和内外部特征,从物质和非物质层面提出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规划建设的方略,即从四个方面的内涵要素来科学规划:维护乡村自然资源景观格局的连续性;优化原有乡村规划布局,构建现代乡村文化景观新格局;保留修复原有乡村建筑,传承创新凸显地域文化特征;提炼乡土特征符号,发掘乡村文化深厚底蕴。从三个方面来构建多方协调引导机制:政府引导,建立多层次的政策引导与规划体系;社会协同,多方参与共同推动;发挥文化自觉,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和维护乡村景观建设。     

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略,乡村价值的再造与农民主体性重构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价值保障了乡村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而农民则是乡村价值的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改变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关系,弱化了乡村运行动力,引致乡村价值流失,农民“缺场”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多重主体性缺位。因此,应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再造乡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奠定经济基础、文化根基、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迈向2035的乡村建设行动:何谓、为何与何为?——基于百年乡村建设连续统的视角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这既是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也是对百年乡村建设思想的传承和创新,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确保我国能够基本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可见,及时运用百年乡村建设连续统的视角对乡村建设行动进行系统剖析,具有高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因而必须重点把握我国从乡村建设运动到乡村建设行动的百年发展脉络和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内在逻辑、潜在风险、基本原则、主要路径等内容.     

长三角地区乡村产业绿色发展路径探析——以“一地六县(市)”省际交汇区为例

省际交汇区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其省际交汇区的发展在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运用“截面数据—典型调查—深度访谈”方法，以长三角“一地六县(市)”为研究对象，研究该区域乡村产业绿色发展基础、模式及问题，可以发现并提出发展路径。研究认为，“一地六县(市)”需要形成跨行政区域间共建共享、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新路径。需要摸清资源“家底”,研判乡村产业生产力布局；加快科技“赋能”,提高乡村绿色农产品供给；促进多元“融合”,探索乡村产业绿色发展新机制。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变革的村庄：农耕文明裂变下的乡村书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乡村挟裹在时代漩涡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续写着乡土世界的变迁,形象地展现乡土情感日渐式微、乡村政治走向瓦解、乡村伦理不断颓败的现实图景。这些小说文本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下乡土世界含混而复杂的时代脉搏,透露出作者面对农耕文明裂变下乡村现实的迷惘与无奈,同时在深层次上触及到乡土中国现代性构建的价值困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院校大学生“一懂两爱”教育路径探析

农业院校大学生是国家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探究大学生涉农领域就业的影响因素，对缓解就业压力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学生抽样调查显示，大学生对“三农”的了解程度、基层社会实践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大学生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应通过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开展劳动价值观教育、就业观念培育、舆论宣传、完善就业政策等措施增强“一懂两爱”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引导农业院校大学生积极投身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