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千里的校勘学思想

顾千里是清代著名校勘学家,“不校校之”是他校勘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其校勘学思想的形成,受传统校勘思想,特别是宋人校勘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校勘学史上,顾千里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有关理论对当今古籍整理校勘事业不无启发作用。     

顾千里生卒年考异

苏州“一代校勘名家”①顾千里(名广圻),被日本学者神田熹一郎称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②。世人呼他为“学者导师”③。他“在校勘学上的成就为最大”④,故被誉为“校之学……专门大师”⑤。“其校勘之精,考订之翔实,一时推为宗匠”⑥。对于顾千里在校勘学史上的评价,拙作《一代校勘名家——顾千里》已有评论,兹不赘述。关于顾千里的生卒年,历来有争议,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说顾千里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这种说法所见著述如下:赵诒琛曰“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八月先生生。……道光十五年乙未七十岁,二月十九日戊申先生卒(龚定庵以为甲午死误)”。汪宗衍曰“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生……道光十五年一月十九日先生卒”。张慧剑曰“(1766)丙戌乾隆三十一年,元和顾广圻生”。杨立诚、金步瀛     

顾千里对校勘学的贡献

纵观数千年中国学术史,清代校堪学勘称鼎盛。而清代校勘学家中,顾千里诚为卓荦者。顾千里(1766——1835),名广圻,号思适居士,千里乃其字。江苏元和人,少年丧父,家境清贫,好学不倦,人称“万卷书生”。尝游钱大昕门下,又为惠栋之高足。然仕途坎坷,“以诸生屡应乡试不利”,靠孙星衍之保举,方得为“衍圣公典籍”。其毕生致力于校     

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

段玉裁一生校订古籍数十部,具有丰富的校勘实践,对校勘有着独特的认识,并曾与另一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展开过持久的学术论争,留下了十多篇校勘文章,被誉为"理校"的巨人。本文以清代学术为背景,结合段氏的学术理性、知识结构等,探讨传统文化语境下段玉裁校勘学的特色,认为清代学术范式要求他以"求是"为目的,规定了他的校勘目的必然为"定是非",段氏的校勘理念导致了他采用"改字"的处理方式,而段氏的学术素养、创新精神,也将理校推到了一个高度。     

论段玉裁的“义理校勘”——为段、顾之争进一解

校勘学史上嘉庆十二年至十三年段玉裁与顾千里的矛盾,绝非感情用事,它实际意味着二人古籍校勘原则的根本对立.段玉裁舍弃文本的依据,以义理作为断定古籍底本及其"是非"的根据,犯了主观武断的错误;段玉裁的"义理校勘"不被顾千里认同,也不被当时学界认同.段式"义理校勘"不仅存在于<礼记>的校勘中,同样存在于<左传>校勘中.     

顾千里在《昭明文选》研究领域的贡献

顾千里作为清代乾隆、嘉庆间的著名学者,在《昭明文选》研究领域有两方面的卓越贡献。一是制订了一份完整而全面的“文选学”研究提纲,二是与彭兆荪共同校勘尤本《文选》,并且撰成《文选考异》这一选学校勘名书,为清代以来在选学界影响甚巨的胡刻本《昭明文选》的刊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礼记》版本杂识

本文讨论《礼记》经注诸版本间之关系及其价值，认为现存版本可分两系统，一为《唐石经》——宋监本系统，抚州本、八行注疏本属焉；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及十行注疏本、闽、监、毛本属另一系统。清代校勘《礼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礼记注疏校勘记》、《抚本礼记考异》都未见到余仁仲本及纂图互注本，因而未能辨识十行本众多讹误的由来。今校余仁仲本，知十行本经注文本的底本是余仁仲本或类似余仁仲本的别本，十行本与抚本、八行本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至于岳本，应视为这两种系统的混成品，实不足珍重。这种认识也推翻了十行本在经注、疏汇刻本的基础上附入《释文》而成的通俗概念。     

《玉篇残卷》等五种材料引《说文》研究

本文以近代回传中国的《玉篇残卷》及敦煌所出唐写本等材料引用《说文》条目与《说文》进行互勘.这些材料为清代许多校勘《说文》大家从未见及,故于校勘十分珍贵可证二徐之确者,亦可正二徐之误者,或解决前人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证《残卷》等引书之误.     

《晋书斠注》校勘管窥

《晋书斠注》是吴士鉴为唐修《晋书》所做的一部集注体校注，是目前《晋书》注本中最为完备者。其效仿裴松之《三国志注》,吸收诸家晋史及历代载籍，兼取清代以来学者校勘考订成果，形成自己的校勘特点。其校勘成绩突出，涉及唐修《晋书》之脱讹衍倒之校订，不少成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所吸收。但其校勘亦有自身局限性，存在当校未校、校勘不精、据讹校讹等现象。     

关于《西游记》中《圣教序》校勘的几点看法——兼和封其灿先生商榷

在阐述《西游记》版本校勘意义的基础上,对封其灿先生的《〈圣教序〉在〈西游记〉中错误百出》一文提出了商榷,认为从指导思想上明确小说不是史料,校勘应遵从版本,比勘其文字、篇籍的异同,纠正讹误,力求接近真相是校勘的基本态度.在此基础上,针对封文指出的《西游记》中所引用的《圣教序》的“错误”进行了探讨.     

戴震校勘《仪礼》郑注论析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虽然在《仪礼》学上没有专门的研究论著,但他在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期间,曾从《永乐大典》辑录出李如圭《仪礼集释》一书,并对《仪礼》郑《注》文进行了精密的校勘。较之前贤,他的校勘在方法上有所继承又有所发明,体现出自身治学的独到之处,为清代《仪礼》校勘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清代大儒焦循的治医理念

清代大儒焦循儒医兼治,他的经学著作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不但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而且尽显清代扬州学派的通学风貌;他治医主张"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他的治医理念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的通儒风采与通儒精神。     

徐中舒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和研究

徐中舒是近代著名史学家,在考古学、文字学等方面多有创见。他也是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者与研究者,为抢救、整理、研究内阁档案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直接领导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内阁档案整理工作,是最早对内阁档案进行专门研究的史学家,撰写了内阁档案研究的开山之作,并为史语所整理档案工作留下珍贵记录。同时,徐中舒的档案史料思想,在中国近代档案史上也颇具意义。无论从近代史学史还是档案学史的角度,徐中舒对整理、研究内阁大库档案的贡献都值得重视与研究。     

王鸣盛在史籍校勘上的贡献

清代考据名家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 ,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 ;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 ;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 ,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 ,校勘方法全面 ,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刘师培的文学史观

由晚清走入近代的刘师培,基于精专的经史学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传统文论和西方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纯文学的观念考察了文学史,认为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留心文学史的变迁,并剖析了变迁的缘由;运用＂穷源＂和＂竟流＂的方法,探索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对中国文学史作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这些研究建构了刘师培较为系统的文学史观,也体现出区别于旧学的时代特色。     

师前贤而不泥古 法西学而未失本——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对其版本源流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进而确定以最早的完整宋本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用于校勘的刊本多达十四种,并选择重要总集及选本共十七种进行校勘,校勘版本数量之多,无出其右,这为超越清代王琦注本奠定了基础。詹锳先生校勘李白全集,在对校法基础上,增加了是非判断,以“今照改”“今据改”“当据改”等分类校勘,提升了古籍整理的学术品位。詹锳先生重视唐代唐诗选本的校勘作用,用以系年、解惑、辨伪和辨析诗歌本事,破解了若干千年疑案,在李白集整理中颇具特色。詹锳先生强调古今并重,中外并重,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无征不信、片善不遗的理念。詹锳先生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深受西学影响,形成了阔大的学术格局和高远的学术视野,他以“预流”的学问开创了李白研究的新境界,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达到了那个年代的制高点,至今仍难以超越。詹锳先生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是留给后世的宝贵学术遗产。     

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

王先谦是晚清一位重要的汉学大师。受道光以后晚来湖湘汉学之风和督学江南时江浙考据学派的影响 ,王先谦的治学呈现明显的汉学倾向 ;在湖湘理学传统和晚清经世思潮的影响下 ,王先谦的汉学又不同于传统的乾嘉汉学 ,已走出纯粹的考据而呈现出既趋重经史考据 ,又能调和汉宋、兼采古今、求实致用的多途取向。王先谦一生治学讲学 ,始终没有离开过书院。正是借由如南菁、思贤、城南、岳麓等书院 ,王先谦为传播汉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方言笺疏》校勘评议

本文从校勘方法、校勘中存在的问题和对后世的启示等方面,对清钱绎、钱侗《方言筹疏》的校勘作了评议。文章认为,在校勘方法中,钱氏依据字形、字音、文义,对汉扬雄《方言》的各种传本及后代研究《方言》的著作进行了校理。钱氏在校理过程中,指出了古往的一些特点和古人行文的一些体例,并阐释了一些古代文化词语。但钱氏的校理有时主观武断,有时漏掉了前人的一些精彩之说。尽管如此,钱氏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研究《方言》及训估学均有一定价值。     

新见《天一阁书目》摘抄本校读记

天津图书馆从清管延芬《待清书屋杂抄再续编》一书中发现的数页抄自明范大冲编制的《天一阁书目》资料,为研究天一阁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但经与三种有代表性的天一阁书目的核对,管氏摘抄本只占康熙间抄本所录书目的百分之二、三,不能代表范编书目而称之为“现存最早”的天一阁藏书目录．而刘尚恒先生对范编书目的考证文章则一误将黄宗羲字“太冲”与“大冲”张冠李戴;二误范钦的生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