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说之宗宋及其诗学价值指向

"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它以三元皆盛之论,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与突破,从而确立宋诗地位与特征,对扬唐抑宋诗学观进行纠偏.这一诗学之根本,不在纠缠于诗歌诗艺形式上的高下判别,而关注内容精神之追求.以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为旨归,寄寓着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的诗学思想.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论宋祁的诗歌创作及其影响

在成熟的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宋祁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由"唐音"到"宋调"的过渡.与其兄不同,其诗更显"宋诗"的特色.在诗歌内容方面,他对内心世界"怨愤"的抒发,开拓了宋诗题材的表现内容.诗歌风格方面,由早期的绮艳转向晚年的沉郁、奇涩.宋祁很快抛弃了早年诗中的浓辞丽藻,而代之以奇字俗语.在艺术表现上,其诗善用典故、意象以表现深沉的情感,同时也不乏直抒胸臆之句,充分体现出其诗的过渡特色,为宋诗另开"精工"一路,这对后代诗歌产生一定的影响.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文人"墨戏"与宋诗意韵

以水墨传达情韵、以线条展现骨气的文人"墨戏",明确了中国画以诗为魂、以书立骨的发展方向.宋代文人在翰墨游戏中以诗意入画,以书法的笔墨作画,其书法又与诗法相通,从而使书画艺术与诗歌创作相互渗透,形成双向互动的局面.这不仅导致士人画的兴盛,对宋诗的发展也有深刻影响.以画境和书法入诗,丰富了"以才学为诗"和"以文字为诗"的宋诗意韵,便于出新意而自成一家.就文艺思想而言,主张用自然的"天眼"观物,解脱束缚而得"游戏三昧","天机"骏利与"胸次"清旷彼此关联,意境的创造与人格的涵养互为表里,以贯通诗书画的情韵和书卷气,表现超凡脱俗的心灵和人格理想.     

陈衍"诗不分唐宋"观及其诗学超越

自南宋始,关于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的问题就一直争执不休,论者各执一端.近代,陈衍提出"诗不分唐宋"的观点,不仅从表面的继承关系,也从内在风格上将唐宋诗笼为一路,因而从学理上为唐宋诗之争作了一个总结,实现了对前人诗学的扬弃和超越.     

诗界革命:超越唐宋诗之争,主张觅求新诗界

本文从唐宋诗之争的角度,重新审视"诗界革命".基于开创诗界新纪元之目的,诗界革命派反对分唐界宋和诗坛的泥古之风,主张继承一切优秀的诗学遗产,包括诗学史上两种诗学典范--唐诗和宋诗,泯灭唐宋诗之争.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采纳民歌民谣入诗,是对唐宋诗两种既有范式的超越,而从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来看,对唐宋诗之争也影响巨大,客观上终结了这场长达千年的诗争.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述评

"唐宋诗之争"贯穿清代诗学和诗歌创作的全过程,绝大部分诗人和流派都涉及"唐宋诗之争".综观20世纪以来的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内容上有从"唐宋诗之争"出发对诗学基本问题进行分析的,有关于唐诗、宋诗研究的,有从清代诗坛风气、诗学演变立论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一元到多元,从平面到立体的发展过程.本文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的历史及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考察其研究方法,提出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以期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启发.     

"诗"字本义为祭歌考

关于"诗"字的本义,古今不外两种解释,一是"志也"说,一是主祭者之"言"说,但这两种解释均有偏失。据"诗"字古文""为会意字及"ㄓ"指祭祀,可知""字的本义即ㄓ之祭祀中的"言"。上古祭祀一般为歌舞或乐歌祭祀,那么,ㄓ之祭祀中的"言"即歌,""("诗")之本义即祭歌。"诗"与""、""二字,在字义和造字上可以相互发明。"诗"字本义为祭歌,可证于"诗"在《周礼.春官.龠章》中的使用,还可证于《诗》。     

"以文为诗"与"作诗如说话"——论宋诗传统在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的传承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是以学习西方文学、反对古典传统的姿态出现的,其实,它也对于自身民族传统也有继承性的一面,胡适就认为五四新诗不仅继承了古代白话诗传统,而且也学习了宋诗表现现实生活这一创作精神.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小词”考述

“小词”在宋人词话中出现频率颇高,其内涵是指词体篇幅短小者,并非宋人给词附加的蔑称。宋人以小为美,将绝句也称作小诗,还有更多以“小”称物的语言现象,因此,小词与小诗表达了宋人同样的文化心态。     

论宋诗中的晚唐风

“唐音宋调”之谈已成公论。唐、宋诗歌风貌各异,两者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综合社会发展规律与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宋诗并没有绕过唐诗的影响。宋诗中的晚唐诗风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即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从“晚唐体”在当时的盛况及宋初与宋末前后呼应的情形可见晚唐诗风在宋代的接受史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胡应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明末宗宋诗风

一般认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尊唐诎宋,而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进一步,全盘否定了宋诗。实际上,胡应麟基于其盛衰相继的诗史观点,认为“衰世”也蕴含了勃发的生机,对宋诗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对宋诗的代表黄庭坚诗歌也多有论评,特别对其学杜与用事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较早地打破了明代对黄庭坚诗歌“缺席审判”的坚冰,直接导引了明末的宗宋诗风。     

唐诗宋词中的“红楼“意象与《红楼梦》意境述论

唐诗宋词中有不少的"红楼"诗词,这些诗词中的"红楼"意象内涵丰富,尤其"红楼"意象中鲜明而浓郁的悲情美与<红楼梦>凄迷的悲情意境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曹雪芹是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介入"到了唐诗宋词的解读,自觉地将唐诗宋词中"红楼"意象所涵括的各种意态情志融入他的艺术创作之中,这更有助于形成<红楼梦>诗化的意境与风格.     

从“穷而后工”到“诗能穷人”——龙启瑞对诗人命运与诗歌创作的思考（“杉湖十子”研究之六）

龙启瑞是清代道光年间广西著名的文人,他在《谌云帆诗序》中通过对唐宋时期某些诗人与清代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比较,认为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并不适用于清代,诗歌创作在存在着"穷而后工"的同时,也存在着"诗能穷人"的现象."诗能穷人"的根本原因是"学"的结果.龙启瑞的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周颂》、《鲁颂》、《商颂》,并称《诗经》三《颂》。但是无论从鲁、宋的诸侯国地位与周王室天子之国的地位绝然不能等列的礼仪角度理论,还是从《鲁颂》、《商颂》之诗与《周颂》之诗章句构成体式?格不合的角度考察,《鲁颂》、《商颂》实非《颂》诗之属类。其所以入于《颂》,乃是由于孔子修订整理《诗经》时人为错编所致。     

由“学人之诗”到“画人之诗”:论陈师曾诗

近代著名画家陈师曾,又是同光体江西派著名诗人。其父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大诗人,而师曾诗风逸于其父的西江家法之外。这是师曾在艺术家才情的激发下,自然而然地同讲求学问,视艺术为余事,重视"学人之诗"的同光体有所背离,形成陶写性灵、疏朗清新的"画人之诗"。其诗歌以赤诚淳厚的悼亡诗和讲意境、性灵的题画诗为主。其诗歌融汇众流,力求打通魏晋六朝、唐宋并驰之轨,是对近代学江西派的末流作诗晦涩喑哑如土羹尘饭的反戈一击。     

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祐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