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伟大的建桥者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叙述以及提出“李约瑟难题”都未必是李约瑟学术工作的最后归宿,他最为关注的是在东西方之间“架桥”。李约瑟这种架桥、沟通工作和毫无偏见的探究,是解读《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李约瑟难题”的钥匙。作为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者,一个沟通中西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为中西方的“建桥”者．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远远超出了科技史意义,而具有了强烈的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意义。     

从假洋鬼子到旗袍:中国近现代租界与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

不同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突显西方殖民文化的话语霸权，普拉特“接触区”理论和霍米·巴巴“居间”空间理论都强调了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中国近现代租界就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接触区”或“居间”空间。异质文化冲突有不同应对方式，暴力冲突是历史上常见的但并非唯一应对方式。假洋鬼子和旗袍作为租界新型混合性文化的产物，因其双重文化身份成为联结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纽带，为中国本土文化社群所利用，以此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本土文化社群将对西方文化的消极文化接受转换为对本土文化的积极文化输出，保持了自身的地位，从而在中西文化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其实质是非暴力的文化抵抗和温和的文化合作。这是中国文化在不平等跨文化交流实践中形成的应对策略，对于拓展后殖民理论和推动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其他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均具有某种范式意义。     

后现代语境下的“他者”文化形象

在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新当代文学的影响中，“典型”的形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演变为“他者”的身份，而受到关注，作者与其塑造的“典型”互为主观。中国新当代文学在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互为文本”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他者”，更是一个文化形象的“他者身份”，这个身份隐喻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形象。     

当代中国与西方文化冲突下的文化危机

在西方文化日益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充分显露出其对于其他文化的侵蚀与压制的今天。如何避免“文化断层”和“文化缺失”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通过分析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展现出来的本土文化流失的现状，对中国文化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应对和发展策略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卡夫卡的创作与中国文学的交融

卡夫卡作为一个西方作家，却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他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明显地体现出中国文化对其极深的影响。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的创作及理念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许多作家常常将卡夫卡视作“知音”，这反映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胡适中西文化观的特征

胡适是誉满世界的学者。他在“五四”西潮东来的新文化运动中鼎力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现代化的转型。在中国近现代三次中西方文化论战中，胡适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西方先进文化的洗涤和冲击，弃其“惰性”，取其“朝气”，尚存“精华”。有的史家仅从单一的视角来评价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把他定为“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以为这是有失公允的。     

传统原罪心态下的西学乌托邦之梦──论五四时期钱玄同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想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钱玄同是一个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极力推崇西方文化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他抱着传统原罪心态，在功利主义、经世致用的目的下，要铲除“东方化”，以为“‘东方化’终于是毒药”①，主张“欧化”、“世界化”。文化激进主义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潮，对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文化激进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玄同，其心态、理论和实践，当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和谐社会背景下理性解读和传承“孝”文化

中国社会正步人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生存和生活境遇日益成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的问题。基于改善老年人生存境遇的追求，“孝”文化建设就成为和谐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孝”文化建设乃老龄社会中和谐文化建设的题中之意，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仍然需要“孝”文化作为维系情感的精神纽带，“以人为本”的代际和谐也需要“孝”文化的支撑。“孝”文化建设的不要误解或曲解或简单地肯定传统“孝”文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思维理解传统“孝”文化。在和谐文化背景下建设“孝”文化，要以“孝道派”与“孝治派”作为解读传统“孝”文化的一个落脚点．摈弃政治价值的专制和愚孝，抛弃迂腐陈旧的理念和繁文缛节，用西方“博爱”思想启发人们，“孝”文化不仅仅存在家庭伦理文化中，还可延伸至社会公德层面，从而在提倡平等、提倡正义的社会中扩展孝的影响范围，并使其得以可持续地传承与发扬。     

论洪仁玕的文化观

洪仁的文化观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批判与继承传统文化为辅，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根据太平天国的实际需要，批判其糟粕，继承其精华．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采取肯定的态度，热情地赞扬、大力地传播，要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国富兵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洪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人．他的文化思想主张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浅析梁漱溟的民主思想

作为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倡导者,梁漱溟并没有因为对传统文化的维护而无视民主的价值。他所否定的只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而对于民主的普世性价值,在保存传统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上,他是明确予以承认的。他所提出的“人治的多数政治”的模式,是他对中西文化长处所做出的调和。尽管这种模式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但梁漱溟在构建这种模式时所采用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却值得我们借鉴。     

从王国维到“失语症”

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上充满了创新精神.在借鉴西方思想、继承传统文化中,坚持创新,是王国维文学理论取得成功的关键.可是,"失语症"论者将现当代文学理论的病态归罪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替换,而将出路寄托于对传统的回归,这是与客观的历史情理相违背的."失语症"论既缺乏表述的准确性,又缺乏病态判断的确切性,更缺乏医治的疗效性.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患的是"失创症",医治的良方是创新!     

“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

费孝通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在他的早期著作《乡土中国》中把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归纳为“差序格局”，并与西方社会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这一理论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文试图进一步分析传统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之间在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之间的差异，讨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基础，结合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来分析传统中国的观念在今天是否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观念与行为。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公民国家和法治社会，必须对中国的思想传统进行深刻地剖析和反思。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很值得国人重读和思考。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     

严复关于近代国家理念的阐释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早从理论上阐述近代国家理念的思想家。他通过发表一系列重要译著、论文,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国家学说,用进化论、民权说、自由论以及近代政治学、社会学等学说,否定"君权神授"的陈说,阐述近代国家理论原则,为国人提出一个全新的国家理念。严复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借鉴西人研究成果,提出以"图腾"、"宗法"、"军国"为循序演进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否定了历史循环论,推动了国人历史观的进步。严复不仅向国人介绍了大量新学说、新思想,给正在成长的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而且以出色的翻译成就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存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倾向。在当前全球化文化语境中 ,应把中国文论、文化和西方文论、文化放在同一平面、同等地位上 ,对理论、体系这些基本问题作跨文化的研究。作为在逻各斯中心体系之外发展的有生命力的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呈现出与西方文论迥异的非逻辑性、非体系性的具体形态 ,这是由汉文字写意表形的特点所决定的。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西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理论及其中国境遇

西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理论是在弗洛伊德、荣格心理学理论及德里达学说影响下,在西方盛行自白派诗歌创作的文学氛围中产生的。中国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是以"身体写作"为重要理论源泉,并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英美自白派诗歌、中国当下社会文化与文学现实及作家个人生命体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某些特质亲密融合而产生的,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富有中国气质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中国问题、民族身份与理论创新——兼答王伟博士

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思考,面对现实,不意味着取消理论;对域外理论不反对"拿来",但"拿来"要有所分辨,不能以所谓理论的"一般性的价值"而忽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及可能存在的不适性;反对狭隘的民族自尊,要求以更为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不应是民族身份丧失的文化盲从,崛起的中国需要人文学者的在场,理论建设在面向世界的同时,也要从中国文化身份出发,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并为世界贡献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创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