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诈骗罪主体要件论析

刑法对贷款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只规定了自然人主体,未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这些犯罪的主体。对于经单位集体决策,为单位利益而实施的贷款诈骗、有价证券诈骗、信用卡诈骗,所骗得财物归单位所有的情形应如何处理,学界认识不一。这种情况下,上述罪应当作为自然人犯罪处理,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保险诈骗罪比较研究

保险诈骗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是必要的,中国刑法对保险诈骗罪采用结果犯的模式是合理的.但以行为犯罪的方式设置这种犯罪并不可靠.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刑法应增设保险诈骗罪的目的性要件.中国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刑事干预强度较大,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刑法理论的.     

贷款诈骗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目前我国贷款诈骗犯罪形势日益严峻,成为经济领域中常见、多发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的犯罪。笔者针对司法认定中的诸多疑难问题,如贷款诈骗罪的对象范围、单位贷款诈骗、贷款诈骗客观行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以及贷款诈骗数额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和司法建议。     

浅析贷款诈骗罪的构成

贷款诈骗罪是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在社会呼唤诚实信用的今天,司法工作人员应准确把握此罪的犯罪构成,正确理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含义,区分清贷款诈骗罪与借贷纠纷,贷款诈骗与票据诈骗,从而加强对此类犯罪的惩处.     

为"软条款"澄清"罪"名

"软条款"是否属于刑法第195条规定的信用证诈骗罪之"以其他方式"进行诈骗的行为?目前普遍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本文从信用证特别是软条款信用证的运作实务出发,指出软条款信用证不具备诈骗罪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的客观条件,因而不属于信用证诈骗罪的一种犯罪方式.     

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之单独设罪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是刑法第196条第2款规定的犯罪,然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由于不具有诈骗性质,其行为本质是对银行信用的滥用,与使用型信用卡诈骗罪相比,具有其独有的特性,且与国外的立法相比具有滞后性。笔者认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应当设立单独的犯罪构成。     

回应与突破：构建网络诈骗犯罪刑法规制新体系

网络诈骗犯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传统诈骗犯罪依托网络技术而衍生出的新型犯罪形式。在我国当前的刑法体系中，网络诈骗犯罪只能依靠传统的诈骗罪条款予以规制。然而，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新特点。尽管我国当前的刑事治理已经呈现出刑法保护前置化的趋势，但受制于保守的刑事立法体系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治理与社会现实和犯罪发展相脱节。针对这一现状，应立足于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需要，从构建开放性刑事立法体系、把握网络诈骗犯罪新特点、规范完善刑事处罚机制、完善刑事治理配套措施方面对现行刑法规制体系予以完善，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网络诈骗犯罪刑事治理。     

论犯罪“数额”与金融诈骗罪的定罪量刑

我国的司法机关在解释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时,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准,这与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原理不符。根据法益侵害原则,金融诈骗罪中的数额应当理解受害人因被诈骗而损失的数额;金融诈骗罪未遂时的数额,则应当理解为犯罪行为指向的数额。刑法规定,部分金融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最高刑为死刑,这里的特别重大损失应当指犯罪数额以外的间接损失,而不是犯罪数额以内的未挽回的损失。     

为“软条款”澄清“罪”名

“软条款”是否属于刑法第 195条规定的信用证诈骗罪之“以其他方式”进行诈骗的行为 ?目前普遍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是 ,本文从信用证特别是软条款信用证的运作实务出发 ,指出软条款信用证不具备诈骗罪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的客观条件 ,因而不属于信用证诈骗罪的一种犯罪方式     

论贷款诈骗罪的完善与防范

我国刑法规定的贷款诈骗罪有明显的缺陷 ,表现在对“以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及未规定单位是本罪的犯罪主体等问题上。本文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认为贷款诈骗罪的有关规定必须修改 ,同时 ,要从制度上防范信贷风险。     

合同诈骗罪探讨

合同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裂出来的新型经济犯罪,它在保留了普遍诈骗罪的一些共性特征外又表现出自身的个性,这种个性主要体现在共罪构成的特殊性,鉴于本罪认定过程的复杂性,本文对司法实践中注意的几个问题(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问题,罪数问题,共犯问题)作了剖析,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此罪认定。     

简论经济犯罪与死刑

我国是世界上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极少数国家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犯罪也日益严重,立法机关希望通过死刑的适用来遏制经济犯罪。但事与愿违,死刑的适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还违背了刑罚的目的和罪刑均衡原则。因此,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废除对经济犯罪的死刑,规定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并附加适用财产刑。     

关于犯罪中止和中止犯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犯罪中止行为是法律和社会赞许、支持的行为,与中止犯(犯罪行为)有着质的区别。立法者应当在价值取向上把中止犯的存在范围限定在严重犯罪之中和犯罪过程中的实行阶段、实行后阶段。中止犯的成立条件不能混同于犯罪中止的成立条件。我国刑法关于中止犯的规定存在若干弊端,应当进行修改和完善。     

论未遂行为的处罚范围

刑法规定表明似乎所有犯罪的未遂行为都应以未遂犯论处。从经济学依据看,这与刑法的谦抑性价值相违背;从法哲学依据看,也与犯罪本质、刑罚功能相排斥。未遂行为包括罪与非罪两种情况,对此刑法必须作出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国外刑法中的“综合主义”和“列举主义”可供我国借鉴。     

外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原因自由行为是大陆法系刑法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它是指行为人基于自己的故意或过失而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危害行为的法律现象。原因自由行为有着许多常态犯罪所不具有的特征。而我国的刑事立法对此没有涉及。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例,采用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模式将原因自由行为纳入我国刑事立法的范畴,是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     

论我国刑事司法中累犯认定的误区

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关于累犯的认定及处罚,至少存在两个较大误区:第一,违反刑法规定,逆向操作;第二,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有利被告原则,对轻刑事犯罪以构成累犯为由从重处罚。刑罚的惩罚性是基于“恶有恶报”的天然正当性,然而“恶报”亦应有度,预防犯罪更是刑罚的终极目的。擅自逾越刑法规定轻罪重罚,在加大了刑罚成本的同时也为犯罪预防带来消极影响。     

《罗马规约》与中国刑法之比较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是对国际刑法发展的历史性总结,在其正式生效以后,许多国家加入到该规约的行列之中。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批准该规约,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学者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研究。《罗马规约》和我国刑法在刑法理念和刑事立法层面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例如,罪刑法定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等原则的确立,使其与我国刑法的观念趋于一致。所以,认真探讨《罗马规约》与我国刑法存在的相似点,对于我国刑法与国际接轨以及将来加入该公约有一定的意义。     

我国保安处分发展滞后的刑事政策分析

我国保安处分措施散见于刑事立法和行政法规之中.相比较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我国的保安处分措施在系统性、法律形式、稳定性、裁决程序、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欠缺.究其原因,宏观方面主要由于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的主导,传统刑法理念打击犯罪有余、预防控制不足.随着我国刑事政策转型和刑罚理念的转变,保安处分制度的发展必将有所突破.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的实行行为研究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要准确定罪，亟需考究犯罪实行行为。实行行为是刑法理论中基本概念之一，规范意义上的实行行为就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的行为模型。实行行为的实质与构成特征以及实行着手与终了是判断具体事实是否符合犯罪行为模型的重要标准。“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貌似复杂，实则简单：其“盗”“骗”手段交织这种特殊的事实仅符合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的行为模型，即其仅具有盗窃或者诈骗一个实行行为，所以，该类案件只能认定为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二元化立法模式下的刑法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根据贪污贿赂的主体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罪名与刑罚,如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行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这种立法模式直接导致了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刑法保护上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国有公司、企业,还是其他所有制公司、企业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公司、企业财物,收受他人贿赂的,都统一定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主体限制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同时,应当在现行刑法规定的基础上,适度降低挪用公款罪、贪污罪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