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的共构——当代文学及其历史书写问题的反思

当代文学史写作自"重写文学史"浪潮兴起后,就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话题。由于时间上的近距离,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一直存在着变动性乃至对于书写者的挑战性。从当代文学本身的历史、现状出发,并结合已有的文学史写作,进而对当代文学史书写问题进行反思。     

《被埋葬的巨人》中的历史书写与记忆重塑

石黑一雄的作品《被埋葬的巨人》以英国中世纪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冲突为背景,展现了英国民族塑形时期的一段晦暗的历史图景,背后蕴含着作者独特的历史思维和文学想象方式。作品通过展现记忆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通过时空并置的记忆书写,挖掘了历史断裂处的沉默话语;通过书写不同个体的记忆,呈现了多重历史意识和声音。正是在这种书写方式中,石黑一雄达到了对话历史、反思历史的写作目的。     

论摩尼教对维吾尔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

古代摩尼教对维吾尔族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摩尼教的宗教文化理念深入到维吾尔文学艺术创作的历史过程、制作内容和形式特征之中，开启了维吾尔族文学艺术创作与宗教信仰紧密结合的历史。维吾尔文学的书写形式和艺术创作的外在表现形式亦受摩尼教影响，这种宗教与文学艺术创作紧密结合的模式为历史上维吾尔族运用其他宗教文化进行文艺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模仿范例。     

文学与文化互动铸就诗学辉煌——西方诗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回眸

坚持文学与文化的辩证互动、双向建构关系,是作为一种文学新论的“文化诗学”的理论亮点之一.总结西方诗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发现,辉煌的诗学成果正是建构于文学与文化的互动之中,而大量新的文化理论催生出大量新的文学理论也是文学与文化互动产生的丰硕成果.相反,文学与文化互动的偏失则带来诗学发展的曲折.这些历史的经验,从一个侧面为坚持文学与文化辩证互动的文化诗学的科学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叙事、审美、立意:也谈《秦腔》的文备众体

由于酷爱古典传统文学艺术,贾平凹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继承古典文学文备众体的表现传统,形成了《秦腔》文备众体的文体特点。以穿插在文本中的诸文体为研究对象,条分缕析出这些文学艺术碎片在文本中所承担的叙事、审美、立意功能,立体呈现作品独特的文体形态,发掘其在贾平凹写作中的美学价值与文体意义。     

“狂欢化”理论与电影叙事

俄罗斯文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开辟了狂欢节仪式与文学艺术体裁的形成与发展关系这一研究视角。狂欢仪式本身对于民众富于影响的特征,以及通过这种仪式引发有关世界思考方式的变化,对电影叙事发展的研究极具启发价值。电影在诞生之初就具有狂欢节变体的特点,“庄谐”同一又是其发展至今的一个基本特征。     

论多元生计方式与构建民族自治地方的和谐共生

［摘要］由于历史的原因，非土著民族渐次移居黔东南，他们或居高山，或居坝子，或居水边，或居街口，这即是说他们处于不同的生态位，正是由于黔东南各民族处于不同的生态位，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有极大的区别，才可能形成多民族和谐共生格局。这种和谐共生格局在理论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充分验证了生态人类学中生态位的有关理论，为生态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经验。     

唐代碑志文的盛世情结及书写模式——以初盛唐文本为考察中心

唐代碑志文的盛世情结起于文士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而帝唐大一统政权的发展更促进了这种思考,使得文士最终形成强烈的盛世期待心理。这在碑志创作中表现突出。具体书写模式表现为弘扬儒道精神、塑造时代典型、追求宏大壮丽的行文体式等,目的是为大一统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推进帝唐强国盛世建设。唐代碑志的盛世书写具有相当的文化构建和历史传承功能,并对后人的碑志文写作颇多影响。     

行进中的家园书写——加勒比流散文学的变迁研究

家园书写是流散文学创作亘古不变的主题。作为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加勒比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因此,其文学中的家园书写在全球化流散背景下极具前瞻性意义。加勒比文学中的家园书写形成过程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的变迁,时间跨度约四百年,前后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真实的家园再现为特点的殖民书写、以真实与想象混杂中的家园镜像为特点的后殖民书写和以想象中的家园梦想为特点的流散写作等。     

浅论历史教学中多媒体技术的运用

文化,广义上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及组织机构。历史教材中的文化是指狭义上的文化,主要讲述历代的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科技、体育等。正是由于历史文化课覆盖面广,知识容量大,涉及的时间概念、国     

面向新子学时代的当代文学史学

当代文学史写作个人化虽是一种具有激进主义色彩的主张,但就当代文学学科在今天的发展状况而言,却有较为充足的现实基础与学理依据:一方面,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个人化顺应了重写文学史以来对传统的当代文学论述模式的解符码化之需,另一方面,也与当代文学史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自性、开放性相一致.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多民族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侧议

中华民族文学是多民族文学构成的共同体,具有多样统一的特点.一般来说,目前流行的高校文科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绝大多数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这一特点,所述内容基本上是汉族文学及少量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汉文创作.亟须编撰尽可能真正再现中华多民族文学原生态和民族特点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正确认识并解决好相关的理论问题是编撰多民族文学史教材的前提.应以多民族文学史观为指导,从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融合的切入点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及其流程,对古代少数民族的作家书面文学和民间文学口头创作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基础研究和各民族文学专史的编写是综合性的多民族《中国古代文学史》产生的必要条件.     

中国古代女性艺术家散论

中国古代女性艺术家与男性艺术家并肩齐驱,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艺术。毋可讳言,现有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在反映历代女性的艺术创造力以及评价女性的艺术成就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欠缺和偏颇。这一状况既是传统的,又是现实的。认清这一点,是我们发掘和研究古代女性艺术成就的必要前提。     

论文学史写作与“堆沙包”现象

文章论述了不同时期在文学史写作上存在的“堆沙包”现象。其表现在:文学范围的过分堆叠,把经学、史学、哲学、文字学等罗列其中,成为一部沉重的学术史,文学史的光芒被遮蔽了;以作品为主线来叙述文学史,形成作品堆叠,使得在反映文学发展的起伏变化、文体盛衰的消长上,不能使人了然于胸;对作家分析评论的堆叠,使文学史成为作品的接受史,没有了编纂者自身的见解;还存在着对作家的堆叠,使文学史著作成为录鬼簿式的编年记账体。造成“堆沙包”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史传传统之文史不分家,考据传统及“文以载道”职能。要摆脱文学史写作“堆沙包”现象,就应该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创作时代与接受时代即当代价值和当时价值的统一。     

历史与现代的对话——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断想

古代文学既具有历时性,又具有共时性,因此必须从这两个层面去构建其教学：一方面把文学还原在历史的场境中去解读,尽可能还原古代文学以本来面目,解读其真情真意。另一方面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力求为当代大学生的人格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东西。前一个层面是基础,后一个层面是目的,在认知古代文学的基础上,架通历史与现代的桥梁,让历史与现代对话,以古鉴今,弘扬民族精神。     

"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

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味"这个概念曾被诗论家们普遍地用来评价诗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观点--"诗味"说."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古人对诗歌审美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认真研究"诗味"说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诗歌的本质与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日益繁多,但真正自成体系、有价值和特色的只占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要把港台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有机融入文学史,而不是硬性地作为板块嵌入。在价值观与历史观上,应该真正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尽可能呈现历史的原生态,并以开放现代的、具有普泛价值的人性观念和世界文学的普遍原则作为价值标准。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困扰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与非经典、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规律与非规律、进化与非进化的关系。     

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文学史建构——以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建构为中心兼中日文学史比较研究

100多年前,中日两国前后出现了各自的文学史。中日两国近代国别文学史的建构是在世界文化场域中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是“国民国家”意识的产物。“中国文学史”的问世不仅受当时西方强势文化的促迫,而且是以日本为参照系,借鉴了日本笹川临风、古城贞吉的两种中国文学史著作的(1898年出版),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中日文学、文化的互动性,这是中日文学、文化交流从古代型进入近代型的一个突出特征。中日文学都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貌,是个动态的构建。在世界文化场域中中日文学既有其共同性,也明显地存在差异,尤其在“意识形态性”上十分突出。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