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理论与投资促进政策研究

在跨国公司FDI的决定因素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属跨国公司所有,而区位优势则属东道国所有,这就使东道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在全球竞争日趋激励的环境下,各国竞相通过投资促进政策来吸引FDI,以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目前的投资促进政策主要是促进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商业关联.     

我国转让定价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跨国公司是以全球经营战略为目标经济组织.为了获取最大利润,通常会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采取转让定价策略,规避东道国税收负担,从而给东道国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针对这种现象,世界各国纷纷建立和完善转让定价税制,以规避跨国公司关联企业转让定价避税行为.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投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建立并完善我国的转让定价税制已成为我国税收征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转移价格在跨国公司中的作用及其限制——揭开跨国公司巧取豪夺的面纱

转移价格是跨国公司在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进行内部贸易所采用的价格 ,是人为调高或调低价格来转移利润而采取的重要手段 ,使子公司经营处于“亏损”状态 ,从而使东道国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为此 ,各东道国为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而采取多种防范和监控措施来限制跨国公司用转移价格来实现其整体总利润额的增加。     

跨国公司的海外拓展及并购在跨国公司在华发展中的作用

由于国际竞争环境的深刻变化,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角色正发生着根本性转变:海外子公司正由母公司战略的被动执行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由母公司知识与技术的转移者转变为知识与能力的贡献者。在华的跨国公司子公司和跨国公司在其它东道国的子公司一样,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学习的触点。跨国公司为了更快地在我国取得成功,往往会依托我国国内企业的力量,随着我国政策的松动,我国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会逐步成为跨国公司合作或者并购的目标。     

从对立冲突到互利合作——基于不同利益主体议价权力消长变化的分析

在以知识为基础、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世界经济中,寻求、获取互补性战略资源和能力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这两个不同利益主体的共同需求,而双方立足于传统议价资源基础上的议价权力也出现了微妙变化.在"起飞"阶段,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在不对等的议价权力之上,随着东道国经济进入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双方之间有可能在一些新兴的产业领域内重新谈判,进而构筑合作共赢的新型利益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东道国之间需要避免同质化竞争,在区位资源的供给方面打造各自的差异化优势,而知识基础设施建设、特定中间投入品的定制、区位限制性资源的培育和发展等都有可能成为吸引跨国公司后续高质量投资的关键,这也促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日益朝着合作而非对立、相互依存而非单向依附的方向转变.     

税收激励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这一点在理论上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因此世界各国竞相出台税收激励政策吸引FDI.国内外文献对税收激励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决策中的影响以及有效性没有一致的结论.实践中,政府使用的税收激励工具是否有效,决定于多种因素,包括本国的投资环境、跨国公司的特征与动机、母国的税收政策等.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税收激励是成本很高的促进投资方式.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激励措施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政府还应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完善制度环境、提高人力资本等.     

东道国政策激励与跨国公司FDI技术水平的选择

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FDI有着和内资相区别的某种技术优势,并由此可以为东道国带来技术的溢出效应,为东道国的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带来积极的作用。而跨国公司为了避免培育竞争对手,在自由市场竞争状态,并不总是愿意向东道国输出东道国可以采纳的合意技术水平。因此,东道国政府必须用政策激励来引导跨国公司采取对东道国更为先进和有效的投资技术,促使不同的跨国公司之间相互竞争,从而达到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     

论跨国公司技术扩散与溢出的途径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表明 ,对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和溢出利用的好坏 ,极大影响着东道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技术创新水平的高低。跨国公司主要是通过与其有联系的经济关联机构、服务关联机构和竞争公司进行技术扩散和技术溢出的 ,为了促进TNCs对我国的技术扩散与溢出 ,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 ,采取相应的政策     

我国政府对跨国公司行为规制初探

政府对跨国公司的规制应体现在产业进入、产品价格、质量和相关配套等规制政策上,以促进东道国政府产业政策与跨国公司发展战略的协调。此外,还应包括如环境、资源以及内部劳动及社会保障规制等问题,以构建完整的跨国公司规制政策框架。     

浅析发达国家对跨国公司市场准入的规制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对跨国公司活动进行引导和控制的必要性,准入政策作为东道国和跨国公司正面交锋的第一环节,一度成为最主要的政府规制手段.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准入规制主要有:程序上一般表现为投资审查或审批;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对投资范围的准入规制.发达国家法律对外资准入尤其是在公司并购均有管制性规定,以防止垄断并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简论政府效能与行政文化

政府效能是政府执政能力的外化。影响政府效能的行政文化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不同层面的行政文化对政府效能有着不同的影响，提高政府效能亦有不同的途径。     

政府转型中的自利性及其消解

随着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逐步转变，可以发现政府在具备公共性和阶级性特征之外还有自利性的特征。文章充分认识和理解政府转型中的自利性，对于政府转型这一特定时期内的自利性要正确地对待，以促进我国的政府转型，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政务数据资产目录编制研究

随着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不断融合，数据资源不断地向数据资产转化，政务数据资产所蕴藏着的业务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政治价值也在不断地被释放，但目前政务数据资产面临着政务数据标准不一、政务数据权益复杂等难题。为了消解上述问题，可以通过对政务数据资产予以目录编制，进而实现政务数据资产的标准化，确保政务数据资产处理的透明化，最终实现政务数据安全合规地开放共享。具言之，通过明晰政务数据的资产属性，对目录制定权进行合理性配置，将政务数据资产目录制定程序予以全过程公开，保障社会公众的行政参与权，助力政务数据由资源向资产的转变，构筑美好数字政府，进而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美好数字生活的向往。     

府际关系中的策略选择——基于博弈模型的探讨

运用静态和动态的博弈模型刻画了个体区县政府在府际关系选择中的行为，并详细讨论了如何促进集体政府利益的路径，最终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不管区县政府的治理能力有何差距，个体政府的合作有助于提高集体政府的效率。在有限任期内，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治理能力相近的个体政府都会采取竞争的策略以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上级政府的干预会促使个体政府都采用合作型府际关系。最后，在任职期限无限制的情况下，如果各级政府能在合作中不断提升在上级领导人眼中的信任和增加未来提拔可能，双方可能在前期不断采取合作的策略，以便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个体政府会在最后阶段选择竞争。     

论政府的经济职能

政府的经济职能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不同时期不同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不同,本文论述了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与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差异性,最后从理论上阐明了当前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中应发挥的经济职能。     

委托代理理论下应急物资库存成本控制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方法研究了政府委托应急物资生产企业管理应急物资库存后,存在道德风险时,政府如何激励企业努力降低应急物资库存成本的问题。首先分析不同情形下政府与企业的库存成本构成,继而假设政府利用招标机制将应急物资的采购和库存管理一体化操作,建立满足企业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条件的政府期望效用最大化模型。最后用遗传算法进行仿真计算,结合算例分析政府和企业在不同情形下的收益与成本,结果表明实施激励可明显增加政府的期望效用。     

找回失落的政府公共性

“公共性”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内涵。公共性作为讨论现代政府基本属性和目的追求的一种重要工具,主要是探讨政府在代行公民权力时,怎样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民的共同意志和增进公民的共同福祉。具体地说,“政府公共性”是指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平正义而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当下全球化浪潮和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缺失凸显了政府公共性研究的当代价值。     

政府模型的历史演变与政府改革

自政府产生以来 ,政府模型经历了专制政府、放任政府、全能政府、有限政府的历史演变。如今 ,全能政府成为政府改革的对象 ,将全能政府改造为有限政府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必然趋势。     

县级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及其典型模式

当前,县级政府绩效评估可划分为“目标责任制”“社会承诺制”“效能导向制”“专项评估制”和“科学发展观导向制”五种模式,四川达县、邳州、武威市凉州区、湖州各区县、厦门思明区分别具有代表性。由于各地情况存在差异性,不同的评估模式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独特风格,但总体而言,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紧密围绕县政府职能设置指标体系;二是强调突出公共服务职能和城乡统筹职能的考核。     

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政府作用研究

政府因素对网络舆论的作用大致可分为抑制、促进和抑制促进共存三种。政府因素作用的差异使得舆情发展演化产生了不同。研究网络舆论中的政府作用,有助于政府部门更好地去对待并解决舆论危机。统计分析近年来和政府相关的网络舆论事件发展规律,计算了政府因素对网络舆论危机的作用值。研究发现：若舆情事件中政府因素起促进作用,那么政府对舆论危机的作用值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