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皖南事变在国共关系史上的地位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共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表现了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动，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关键，并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述评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述评谢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皖南事变是最为严重的一起事件，它将国共两党推到了大规模内战的边缘。但是，国共合作关系并未因此而被摧毁，大规模的内战毕竟也未爆发。对此，本文拟从皖南事变后这一特定时期国共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求出解...     

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情绪波动与最终决策

皖南事变前后，在决定如何反击顽固势力的压迫时，毛泽东有三次较大情绪波动，第一次拟发表“炸弹宣言”猛烈抨击国民党顽固势力，第二次是在皖南新四军北移时，曾提出拖延战术，第三次在皖南事变后，准备对国民党进行全面大反攻。在周恩来，刘少奇等提醒下，毛泽东冷静下来，审时度势，三次修正自己原先的想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的历史考察

１９４１年，国民党方面制造屠杀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迅速出现了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的全面对抗局面。后在各种因素的互相作用下，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对策，缓和了国共关系，从而避免了更大悲剧事件的发生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事守势”方针述论

皖南事变发生后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政治攻势 ,军事守势”的方针。从“军事守势”方针来看 ,它在不同的阶段中具有不同的内容。其间也曾作过反攻的准备 ,但未付诸行动。这个方针的内容的几次变化 ,都有当时的具体原因     

我党在皖南事变中反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皖南事变中我党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时指出:“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正是由于我党正确地运用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成功地把民族     

略论中共对“皖南事变”采取的斗争策略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不顾一切地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我党为了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得以维持,而又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在斗争策略方面,我党主要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斗争策略;实行了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国际政治与中国抗战局势

本文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武汉失陷期间,国际政治与中国抗战局势的关系。论证了在国际政治制约和影响下,国共两党于“华北事变”前后对日对内政策的分歧斗争、发展变化及其原因;论证了抗战初期,尽管国共两党抗战路线不同,却能基本上团结一致对外的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原因;强调了中共提出和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意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基本政策,为了实现这一政策,进行了长期复杂的斗争和多方努力。周恩来同志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军事进攻,1932年,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使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全国上下应一致对外反抗侵略。但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主张置若罔闻,这时“国共两方面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     

地方实力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促进作用

地方实力派是指除蒋介石的嫡系之外的一切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存在着矛盾、分裂和斗争 ,它关系到国共两党力量的消涨 ,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至抗战前夕地方实力派政治态度的转变及行动 ,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方面达成的共识 ,促进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     

周恩来与四平保卫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图谋重建在全国的独裁统治,共产党则力争和平民主。四平保卫战就是国共两党在战争与和平、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等问题上展开的激烈较量。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周恩来以敏锐的战略眼光,科学地预见了东北局势的发展．为中共中央制定我军在东北的战略方针,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四平保卫战期间,周恩来密切注视国民党的动态,多次同国民党进行严正交涉,揭露其“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战争阴谋。同时,将中共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方针昭告天下,以谈判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四平保卫战这场军事斗争。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日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援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中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授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从我党“逼蒋”、“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战略决策。抗日救国、团结御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宗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开创全民族抗战新局面、保证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一国两制”

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斗争,由于各界同胞要求抗日救国的舆论的高涨,由于国民党爱国将领强烈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由于“八·一三”事变后日寇的侵略直接伤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方使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现在重温这次合作,不仅对我们理解“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很有益处,并且对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我党对蒋介石政策的变化

论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我党对蒋介石政策的变化赵玉珍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出现了国共两党从十年血战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最后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拯救...     

“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两国在国联的外交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了对日不抵抗,将事变投诉国联解决的方针。中日两国遂在国联的“调处”下,围绕着事变展开一场外交斗争。这场斗争影响着事变的发展。本文略述斗争的梗概及经验教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和第二天,即9月19日,中日驻国联的代表即分别向国联第65届行政院会议通报了事变发生的情况。中日两国在国联的斗争由此开始。当时,中日两国都是国联的理事国。中国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将制止日军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联的“调处”。而日本则出于独占中国东北的目的,不愿国联介入。 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杜吕蒙:要求国联行政院根据盟约第十一条所赋予的权力,“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情之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并恢复事变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的性质与数额”。9月22日,施肇基又在行政院会议上报告日军继续占领各地的情况,并公开提出上述照会中的要求。根据盟约第十一条的规定,如发生战争或有发生战争之虞时,联盟应当采取相宜行动,以保证各国安全。按此条无对侵略国制裁的规定,当时日军的行动已属侵略战争行为,中国应援引相应条款要求对日实行制裁,但抱着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略论红军长征的胜利与毛泽东高超的谋略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与毛泽东高超的谋略分不开的．毛泽东高超的谋略表现在：一、审时度势，力主红军向黔东进军；二、抓住机遇．巧作疏通．扩大反“左”阵营；三、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紧紧抓住军事问题，解决主要矛盾；四、巧用“示形”谋略．充分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五、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妥善处理同张国焘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