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科举“义约”考论

南宋时期,已通过发解试并获得州郡荐书、即将赴省试(礼部试)的举子,有不少人因家境贫寒,面临交通食宿、房租、考场用品购买等费用难题。用签约形式资助得解举子赴省应试的"义约"则应运而生,并在今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广泛流行。义约的名目繁多,以江西地区为例,就有以科举为名的"词赋义约""经赋义约",以等第为名的"龙头义约""梯云义约""甲科义约""南宫义约",以地域为名的"新昌县义约""古洪三洲义约""楚泮荣登义约""安仁县兴德乡义约",及以个人名义立约、以姓氏为名立约。义约的经费筹措形式包括众筹、得第者捐款、私试各科第一名出资等,这表明其订立主体事实上是得解举子。义约一方面推进了科举公正性的进一步实现,弥补了远方举子在制度方面缺乏的关怀,另一方面发扬了我国自古以来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     

唐代落第士人心态探微

唐代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大量的落第士人.落第的结局,犹如多棱镜,在这类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中折射出多层心态,积极进取之意、感慨悲伤之情、失意怀羞之心、失望归隐之思等杂陈于内.关注落第士人的心态,可以审析唐代下层士子特有的文化心理,了解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之一角.     

唐代科举诗论略

唐代的知识分子与科举结缘以觅取社会声誉和政治出路。唐代出现大量与科举直接有关的诗歌,如赴举自述诗、登科抒怀诗、下第志感诗、送人赴举诗、贺人及第诗、慰人落第诗等,本文将其概言为科举诗,并透过科举诗分析当时的社会习俗、文化心态以及唐诗的一些构思规律和审美特点。     

唐代科举制与官员法律素养探析

唐代官员基本都是通过科举入仕,但是从科举制度的本身来看,所涉猎到官员法律素养的内容,仅有在铨选过程中的"判词"一项。众所周知,唐代地方官员集行政、司法于一体。那么,唐代中央政府是如何保证通过科举入仕的举子们能够在独立处理司法事务中,准确、有效的践行唐代基本律法,从而进一步维护地方政权的稳定?文章旨在通过科举制度来探求地方官员的法律素养,试图进一步了解唐代官员与律法之间的关系。     

唐代科举集阅考

“集阅”指唐代科举制度中乡贡报名和资格审查的过程。“集阅”的关键文件是州府试后出具的“文解”，它分两种，一是由乡贡本人持有的“个人文解”，一是由朝集使(进奏官)举送的“集体文解”。乡贡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朝集使(进奏官)带领下到户部报到(后改为礼部)，开始“集阅”。经过疏名检籍、公布板样、交纳家状、结款通保等一系列严格的审查程序，十一月发布“驳榜”。到这时，举子们才算完成了“集阅”，正式获得就试资格。     

唐代科举士人“举资”问题研究

唐代科举士人的举资,指举子在应举全过程中必要的开销费用.与汉代的“公车待诏”和两宋以后的“公券”体制不同,唐代举子应举过程中的一切开销均需自己承担.唐代科举士人举资的范围涵盖广泛,举资匾乏的解决路径与实现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因举资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足以引起后世的警示.     

何去非的选择与宋刊社会时尚

在北宋神宗朝，有一位名叫何去非的考生曾先后六次科考落第。何氏虽屡挫于科场，但却饱读兵书，精于论军谈兵。元丰五年，何去非以特奏名的特殊途径中式。特奏名为北宋科举中的特殊措施，即对屡次落第的举子予以照顾，允许通过省试而参加殿试。在殿试过程中，宋神宗发现了这位举子的兵学特长，颇为欣赏，便问他可否出任武职官。按说这正是考虑学有所用的安排，     

"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唐代科举"弊少且防弊之法亦疏"说质疑

唐代科举考试中存在抄袭行卷、关节请托、泄漏考题以及权贵把持等名目甚多的舞弊现象,为防范舞弊,唐代统治者采取了审核资格、限制考官、立法明示等多种措施,将唐代科举与后世科举进行简单的类比而得出"弊少且防弊之法亦疏"的结论与史实并不相符。     

唐代科举铨选考试的资格审查

为了维护考试秩序,保证人才选拔质量,巩固封建统治基础,唐政府在科举与铨选考试中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礼部常科举人审查对象主要是州县乡贡举子,审查内容包括户籍、家庭出身、学历和乡试材料以及道德品质和个人履历.相对而言,中央、地方官学生员的审查比较宽松;吏部选试的审查主要针对选人出身和资历,具体表现在审查选人的甲历文书.制科考试仅有户籍审查,没有资历、出身的审查要求.只要具有异才、异能,哪怕是白身、草泽皆可应举.     

清代举子中式的平均年龄研究

从《清代卷集成》考生的履历计算举子中式贡生、举人、贡士(进士)的平均年龄。根据年龄与人们的智力和能力之间的关系,得出科举考试包含着一种考查人们智力的成分,并非全靠死记硬背就能奏效的新认识。     

唐进士科考试时间探析

唐代进士科考试时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本文在对唐代进士科举子申送和省试时间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得出了进士科举子在每年的十月份申送,尚书省考试是在十一月至来年三月之间进行的结论.     

论唐代科举制对骈文普及的促进作用

中唐古文运动没有彻底改变骈文的主流文体地位,唐代仍是骈文风行的时代。唐代骈文的普及,除了骈文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惯性之外,科举制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唐代科举中的进士科考试以骈体诗文为重心,广大士子以骈文为必修课,科举制度遂成为骈文流行的制度保障。     

试论唐初对东突厥汗国降户的安置

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对于其数十万降户的安置问题史料记载多处有歧异。本文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考证了唐初运用羁縻府州制安置和管理突厥降户的具体实施过程,并肯定了这种做法的积极作用。     

初盛唐及第进士守选制说指疵

通过对贞观九年五月敕、初盛唐选人与官阙的关系、唐代墓志所载初盛唐人及第授官情况以及及第明经授散当番成因的辨析与考证,认为王勋成先生在《唐代铨选与文学》《初盛唐是否存在守选制说》中提出的初盛唐及第进士必须守选三年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陕西历代进士数量及地理分布统计分析

为探究陕西历代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陕西从隋朝至清朝历代进士进行核实和分析,由于明代以前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陕西进士数量及其地理分布反映的主要是明清两代陕西情况。分析认为,历代陕西进士共有2 530人。分析还认为,陕西进士数量集中在明清经济文化中心的西安及其周边、咸阳地区和经济富庶的渭南地区;陕南、陕北较少,这与当时陕西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情况基本吻合。     

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唐代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历经晚唐、五代的演变,至宋代前期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其中五代是体制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五代后唐时期,始于唐代中期的枢密院一职,从原先的掌文书通进发展成为最高军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形成“二府”。此后历晋、汉、周、宋,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枢密院地位的这一变化并非完全是唐代枢密院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更多的与后唐封内的中门使一职有关。     

对闽南文化形成期的几点看法

闽南文化的形成期是闽南文化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在八闽文化中,闽南文化是影响最大、分布最广、人口数量最多的一支独特类型的民系文化。闽南文化应早于闽东文化,在唐代已经形成,它的奠基者即为唐初率领中原移民入闽的陈政、陈元光父子。然而,数十年来在闽南文化研究中,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进行研究,得出不能令人信服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形成期的正确认识,并低估了唐代初年对泉潮地区开发所带来的巨大成就,以及对形成闽南文化的重要作用。     

明代科举三级考试探议

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所谓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与三级考试相对应的秀才、举人和进士构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学历资格与选官资格。三级考试之间颇多差异,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关联,尤其在第一、二级的乡、会试中,其各地取解的名额、开科的时间、考试的内容以及服务与服从于科举取士的贡院管理等众多内容,都是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必须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明代科举三考试问题的论述来展开的。     

唐代的民族交融与政治发展

唐朝前期民族融合与发展 ,体现出唐朝前期的强盛局面 ;但是“安史之乱”以后 ,地方分离与民族分化则成为另一种现象 ,并最终导致五代十国的分立局面。其原因表现在多方面 ,但王朝集权的削弱 ,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