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视角

小说的视角选择多种多样,小说成功与否与小说的视角选择有很大关系.文艺理论家对小说视角划分的角度也各有不同.认同对小说视角的基本划分,即:全知全能视角、等值叙述视角、客观叙述视角.在此基础上,对这三种视角所适用的小说题材、模式、语言、风格等作具体而深入的分析.     

论《一个迷途的女人》的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角的选择与作家的艺术构思有密切的关系。凯瑟在《一个迷途的女人》中的叙述视角新颖、独特。整个故事都是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写成,同时结合全知视角和恰当的视角转换达到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性格的效果。这样,凯瑟通过选择最佳视角,利用视角作为人物发展手段,以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完美地统一起来,使作品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小说的视角

小说的视角选择多种多样,小说成功与否与小说的视角选择有很大关系。文艺理论家对小说视角划分的角度也各有不同。认同对小说视角的基本划分,即:全知全能视角、等值叙述视角、客观叙述视角。在此基础上,对这三种视角所适用的小说题材、模式、语言、风格等作具体而深入的分析。     

《大海》的后现代叙事研究

致力于小说艺术形式革新的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通过独特的叙述手法,在小说《大海》的叙述结构、叙述模式以及叙述策略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小说中多条线索构成网状结构,采用全知视角,通过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两个视角将过去与现在、幻想与梦境融合起来,体现了班维尔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特有的创作手法,彰显了《大海》的艺术价值。     

遮蔽与敞开——《巴黎圣母院》的视角艺术

小说理论中的视角是指故事由谁来叙述和故事站在什么位置来叙述的方式。通常而言,小说的视角有内视角(叙述人等于人物)、外视角(叙述人小于人物)和全知视角(叙述人大于人物)的区别。然而正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所指出的那样,作为艺术作品的小说没有完全独白式的讲述,也不可能只采用戏剧式的显示,小说正是在两者遮蔽与敞开的张力中产生了特殊的审美效果。本文以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下简称《巴》)为例,分析传统小说的视角艺术和普遍规律。     

双重叙述在《收藏家》中的投影

多重叙述视角的运用是现代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约翰.福尔斯的小说《收藏家》使用了双重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它有效地结合了零视角和内视角叙述的优点,营造了一个立体的结构空间,达到了单一视角叙述难以取得的艺术效果;同时深化了小说的主题,使作品更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     

选择与建构——玛拉沁夫小说的叙述艺术(上篇)

玛拉沁夫在小说创作中,按不同题旨的需要,有意识地拉开真实的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在作品中扮演了一种角色,创造出多种稳含作者。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可供再创造的艺术空间 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广阔的草原生活,而且也昭示着玛拉沁夫重视与读者的沟通等清醒的艺术创造意识;玛拉沁夫在小说创作中,对叙述者君临其上 叙述者切近人物、叙述者介入人物三种叙述位置的选择都颇具特角,有时,他还展开多功能交叉叙述,来弥补单一叙述位置对整个叙事活动完整性和立体性的消减,同时,对多种叙述视角的选择和运用,也显示出玛拉沁夫的艺术功力;在人称与视角关系的处理上,玛拉沁夫不拘泥于内视角和外视角两种形式,还运用了固定人称与变动视角、变动人物与固定视角、变动人称气变动视角等多种人称与视角的配合方式,来增强作品的表达能力和叙述功能。     

论鲁迅小说《孔乙己》叙述视角的叙述特色

小说的叙述视角是选择反映生活的观察点、立足点。叙述视角可分为全知、限制和纯客现叙述三种。本文运用 结构主义叙述学的叙述视角理论对鲁迅小说《孔乙己》进行分析,并指出文本在这种叙述视角下的叙述特色。     

论萧乾短篇小说创作的心理距离

萧乾作为三十年代现身文坛的“文学奇才”,一开始创作就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艺术自觉,即特别关注到小说的审美价值和创作的内在规律.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小说叙述视角的精心选择上,通过这种匠心独运的叙述视角来保持作家在表现生活时所必须的审美心理距离,以求能够全面、真切地再现生活.这种创作追求使其小说与当时文坛盛行的浪漫主义的生情创作区别开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品格.     

论孙犁短篇小说叙述话语的转变

纵观孙犁前后期小说文本,其叙述话语发生了巨大转变.叙述视角上,前期小说采用的是全知全能式叙述视角和人物式视角的交互结合,后期转而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叙述时间方面,其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省略幅度的增大、描写停顿转变为评论停顿及后期小说的重复叙述倾向.引起孙犁小说文本叙述话语的转变有诸多复杂的原因,既有时代方面的因素,也有作家主观方面的原因.     

从人物话语的翻译看文学文体意识

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是小说家用以控制叙述角度和叙述距离 ,变换感情色彩及语气的有效工具。自由直接式与自由间接式的“两可型”是汉语中常见而英语中难以寻觅的特殊的表达方式 ,具有其独特的直接式和间接式双重优点。其翻译是对译者的挑战 ,也是体现译者文体意识的窗口。     

重新理解电影悬念

电影悬念设置是各种类型的电影中普遍存在的,它既是电影叙事手段又与观影心理密切相关,承担着调动并维持观众观影兴趣的叙事功能。对电影悬念的理解是与其他虚构类叙事性艺术的悬念问题紧密相联的。悬念是创作者通过对某些特定信息（往往与生死攸关的危险、令人期待的欲望等有关）予以隐藏或强调的叙事技巧在虚构叙事性文本中所预设的,引发接受者产生期待（正向度情感）或恐惧（负向度情感）等不确定性情感反应的叙事活动。悬念具有跨媒介性质,电影以其特有的媒介和表现方式,拥有了更加复杂的悬念生成机制。     

一个“历史女人”的四种出身——洪宣娇出身故事及意义

洪宣娇是太平天国虚构叙事中最受关注的＂历史女人＂,研究关于她的故事对于揭示过去百余年间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历史女人＂叙事规律都很有意义。在三十多个关于洪宣娇的故事中,出身故事共有四种形态：不光彩出身、光荣革命出身、普通出身、传奇出身,这四种出身形态与20世纪的政治文化思想的演变关系密切,但与其转变又并不完全同步,决定洪宣娇出身的是作者。洪宣娇的四种出身故事形态代表了虚构叙事处理＂历史女人＂出身的四种方式：丑化、美化、人化和奇化。     

怨恨与区隔——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相遇发生在1928年,恰是“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而恋爱小说又是张资平最主要的文学资本。因此,这种相遇原本应该是一出喜剧。不过,恋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已经沦为革命的附属品,加之,张资平的怨恨情绪使得他的创作转向虽挂革命文学的旗号,却又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区隔。左翼文学阵营对张资平的“转向”也进行了自觉的区隔。“腰斩”事件虽非左翼阵营所主导,却有着左翼文学观念的影响。这种区隔行为除了主义之争,也有怨恨情绪存在。张资平的文学史地位与他的叙事主体合法性密切相关。随着张资平文学史自我叙事主体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也逐渐将之视为他者。     

晚清小说类型理论的流变与意义

小说类型研究是晚清小说理论批评的热点与难点,以题材内容的划分最富活力,以叙事形式的划分最有学理.前者的理论面貌与时代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密切相关,而后者的理论品性则与小说的创作实践及小说自身的历史演进正相关.晚清小说类型理论为现代小说的崛起和现代小说叙事理论的创建,准备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以《地洞》为例

在西方叙事理论“空间转向”的影响下,国内于20世纪末开始出现“空间叙事”这个概念,不同著述中所讨论的空间叙事,所指往往不同,有的指作品中空间的功能,有的指空间的意义,有的指叙事的空间形式,文章以卡夫卡的《地洞》为例,将“空间叙事”视为一种叙事模式来展开讨论。认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以空间为叙事“前景”;第二,以空间组织叙事;第三,以空间为意义主体。《地洞》通过空间叙事模式,叙说着现代人的空间体验、空间焦虑、空间危机和空间矛盾,体现了存在与空间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     

虚构符号:文学文本的符号学本质

符号的物质载体是主体间语言交流的前提 ,是意指作用三因素的必然背景。符号存在必然有其物质层面 ,符号意指与此层面有涵项关系 ,因此可以将三因素扩展为一个四元组。虚构符号从语言符号转化而来 ,即罗兰·巴特所说的插入系统。文学文本中的虚构符号没有自己的物质层面 ,为此文学文本的符号学分析应当在符号意指作用四元组和插入系统的基础上进行     

双视角与双重性——《我弥留之际》中达尔的视角与心理的关系

人物视角与人物心理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诸多叙事学家的重视。在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中,达尔双视角的使用与达尔人物的心理特点相关。自我内在的空虚和挫折感使达尔的人格分裂成两个对立的自我:受害者和迫害者。前者在现实中被家人遗弃和否定,在故事内机械地用第一人称内视角记录眼前发生或自己正在经历的种种事件;而后者的眼光却以第三人称外视角在将他人客体化的过程中完成自己对他者的替代,以满足对其自我完整性的期望。双重自我引发了时空中双视角的存在,使达尔的视角同时性地指涉聚焦人物在场与不在场的事件。视角的分裂最终证实了达尔的疯狂。     

从“历史”和“叙事”出发——“新历史小说”研究问题概说

“新历史小说”，自生成之日起就存在着命名、指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议。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与其自身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有关之外，还与认知的视角和理论的转换密不可分。本文从概念述析和阶段演变的角度出发，渐次过渡到“历史”和“叙事”的问题。鉴于域外存在的理论背景，当代中国的“新历史小说”问题研究必须强调叙事的维度和历史的关联等侧面，而上述内容，正是认识这一现象的逻辑起点。     

凯南和柯里的"叙述者"理论比较

凯南与柯里都注重作为叙述者的作者在故事叙述中的重要地位,二人都从布斯的理论出发论述叙述者问题。凯南认为叙述者是叙述交流的构成要素,并分析了它的不同层次;柯里提出叙事者是控制者的观点,并通过身份、叙述视角技巧的分析论证了自己的理论。这是他们的相同面。二人的不同面是:凯南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是以故事为中心,把作为叙事者的人放在文本结构中来阐释;柯里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则突出了作为叙事者的人,认为人是叙事动物,人是叙事的讲述者和阐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