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与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

公民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体性条件。传统社会我国农民臣民意识浓厚而公民意识缺失。为了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必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宪政载体作用。村民自治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提供理论基础、制度平台和实践基石。优化村民自治,促进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不仅要创新自治制度,提供制度保障;而且要实现村—社联动,提供平台保障;更应落实村务公开,提供监督保障。     

村民自治与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

公民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体性条件。传统社会我国农民臣民意识浓厚而公民意识缺失。为了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必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宪政载体作用。村民自治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提供理论基础、制度平台和实践基石。优化村民自治,促进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不仅要创新自治制度,提供制度保障;而且要实现村—社联动,提供平台保障;更应落实村务公开,提供监督保障。     

旅游型村庄的制度赋能、社会资本和自治有效——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和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旅游型村庄越来越多,但其如何才能自治有效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构建了制度赋能 社会资本激活 自治有效的递进式分析框架,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对所构建的框架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旅游型村庄自治有效的实现离不开制度对社会资本的激活,被激活的社会资本能提高村民自治主体的积极性、自治过程的效率以及自治结果的效能:党建引领、协商决策和监督保障的政治制度能加强村庄内部主体间的信任;有序竞争、科学分配和共享互助的市场体系能打造村庄利益共同体,从而赋能规范;强化个体培训、培育社会组织和实施村规民约的社会治理机制极大地推动了村庄人际网络的建设。     

在共同体视阈下寻找有效的村民自治单元

依据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内部因存在着共同地缘、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等有机的自治元素,从而起到维系共同体发展的作用。中国经由传统社会长期发展而成的自然村落,因同样具备上述因素而具有自治功能,可视做一种“自在型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属性愈益萎缩、行政属性愈益扩张从而导致村民自治“悬空”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建构型共同体”---行政村这一村民自治单元与自治共同体基础的脱节。各地相继出现的地方性改革和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发展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     

重读经典：社区建设的“新空间”与“新精神”

在对滕尼斯经典理论的重读和现代性的分析之后,文章认为,当下的社区从空间结构上分立为地域共同体和脱域共同体.因此,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必须摆脱仅仅重视地域共同体的倾向,要逐步拓展脱域共同体研究的"新空间";社区建设的目标要摆脱"传统共同体精神"的意蕴束缚,培育现代社区公民的"新共同体精神",构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论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两个自由层次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包含了人类自由本性实现的两个合理性层次:即公民作为需要和利己的个体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充分实现其特殊利益和目的的自由实践,以及作为自治主体自愿选择或加入某种社会团体或共同体的自由实践。前者主要是指实现个人所有权的需要体系,体现为公民的经济自由;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为公民对自身自由与权利的自我维护或自治,体现为公民的政治自由。     

乡村振兴进程中“三治融合” 生态治理体系之构建

构建生态自治、生态法治、生态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既是推进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方法。当前广大乡村生态治理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认同与协同困境、制度供给与融合困境、文化传承与发展困境,制约了“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相关部门应从培育主体认同、完善制度规则、重塑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夯实乡村生态自治基础、强化乡村生态法治保障、增强乡村生态德治支撑,进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美丽乡村建设。     

乡规民约与村治：研究范式的综述与反思

中国乡村共同体残存而社会未立的格局使自上而下的法治国建设遭遇落地难题。乡村自治范式混淆“共同体”与“社会”的团结性,共同体以压制法而社会以恢复法为自治基础,共同体自治掣肘社会自治的形成。法治国以社会自治为基础,以乡民自治排斥国家法,不利于乡村从“共同体性”到“社会性”的转型。“官督民治”较乡民自治主张更贴近中国经验,为国家法与乡规民约合作之基础。乡规民约研究的“个性化”范式基于文化自觉或实践理性,注意政治疆域内的地理差异和民族多元,主张国家法的统一理性化秩序应与地方生活经验理性化有更多亲和;但该范式缺乏对个性化乡规民约普遍化和通则化以通向统一法秩序的努力。行动中的法范式关注乡治中有效而便捷的手段,挖掘乡规民约在维风导俗、治安与群防、社仓与资源保护等方面作用;但该范式只关注乡规民约的某一方面,忽视了杨开道的“乡治的整个性”问题。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我国乡村有序治理探微

农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其结构及变迁对乡村治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80年代后,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依此实现乡村善治.譬如,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村民自治实体性价值、培育现代专业化农村组织及提高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等.     

论村民自治导向下乡村精英治理的困境及对策

村民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的法定模式,致力于让村民通过政治实践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目标。由于我国乡村民主化发展程度有限,促使精英治理成为乡村自治过程中的必然。村民自治导向下的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精英治理自身存在不足以及乡村各方面发展程度有限,使得乡村精英在引导村民走自治化道路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境,这些困境相对限制了村民自治向更高水平的过渡。采取一定的措施促进精英治理自身的完善以及带领村民向民主化治理方向迈进是摆脱乡村精英治理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路径。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当代农村两性政治参与之调查比较

从政治认知水平、政治参与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对江苏农村两性的参政现状调查显示,政治认知水平低下,民主参与意识缺失,乡村政治生活中行动迟缓、消极被动,至今在农民群体中仍是普遍现象。较之于男性村民,女性村民在政治认知、意识及行动方面的公民能力更为欠缺。分析表明,乡村政治思想观念变革的迟缓与民主政治生活的非常态化,及传统治理方式的延续导致的村庄自治组织、制度发展的滞后成为两性村民参政不足的主要原因,而排斥女性的男权政治文化场域又是导致女性村民公民能力更为欠缺的直接原因。改变现状必然要从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入手,才能切实提高乡村两性村民参政的广度与深度,保证二者参政的平等、有序。     

论村民自治中妇女政治参与权的实现

妇女参政议政是妇女政治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但目前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政治参与仍处于弱势地位和边缘化的状态,存在政治参与意识弱,政治效能感差的现状。针对这一现状分析了在村民自治中阻碍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权利实现的诸多因素,并提出了村民自治中妇女政治参与权利的实现的对策思考,以进一步扩大妇女参加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保障农村妇女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熟悉—陌生”: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双重化生活格局——云南Z村的个案分析

对云南Z村进行的田野调查表明,该村日常生活呈现熟悉性和陌生性两种气质交融的动态形貌:既有对传统乡土本色的坚守和留恋,又有被现代市场化力量形塑的陌生人特质的滋生。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双重化特质体现于市场化浪潮带来的熟悉又陌生的邻里关系,乡土本色的变异与留存,村落社会的"名实分离"。通过研究进一步认为,以"熟悉—陌生"视域下的乡村社会双重化生活格局为框架和视角,能较好地理解乡土社会在转型中国和全球现代化背景下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历史嬗变

人际关联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结构决定着人际关联模式。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决定了血缘和地缘是人们最为主要的社会关联。近代以降,现代商品经济活动打破了村落的封闭性,国家政权建设破坏了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村庄内部不断分化,宗族和村政日益丧失强有力的聚合作用。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体制使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组织之间关系具有行政化色彩。改革开放后,乡村受行政权约束减弱,农户之间以“庇护关系和原子化”为基础。未来农村职业分化日趋明显,出现不同的利益阶层,乡村人际关联呈现先赋性与契约性的特征。乡村社会结构的制度建设的路径是加强公权力约束机制和民生保障制度建设。     

教育视野下的乡村社会：以山东乡村小学的创办为中心（1928-1937）

20世纪初,乡村小学作为新事物在山东乡村中开始建立。与传统社会不同,这一时期,它的创办者由传统乡绅转变成乡村中的富商、军人、议员等新型阶层。这提示了这一时期乡村中社会阶层的变化,以及乡村中的“权势转移”。乡村小学的创办过程,并不仅仅是国家制定政策——乡村进行实施这么简单。在它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创办人对学校带来的地位的渴望、乡村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纠葛,提示了乡村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把乡村小学作为一个窗口,不仅可以窥探到当时乡村社会的若干动向,还有助于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乡村社会的变迁,发现以往历史研究中被忽视掉的“细节”,从而展示出一个和以往认识不一样的乡村社会。     

宗族因素在我国村民自治中的影响及对策

宗族因素在我国村民自治中的影响日益增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村级管理组织的宗族化，二是党组织的宗族化。其原因既有思想方面的，也有村民自治治理模式的不完善。遏制宗族因素的有效途径：一是加大对农村社区成员的教育力度，提高其文化素质；二是完善既定的村民自治制度；     

农村民间组织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机理

农村民间组织日益成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农村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追求公平正义的实现、信奉自愿奉献的利他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实现民主平等的自由价值、讲求诚信的契约精神等伦理特质是农村民间组织在道德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内在基础,农村社会的伦理特点是农村民间组织在道德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外部社会环境,村民自治的兴起和政府组织在道德建设中作用的弱化需要农村民间组织发挥作用进行补位,为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时代条件。     

农业型村庄的空心化问题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农业型村庄人、财、物流向城市的趋势不逆转,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衰败将愈加严重。新型农村社区以改善居住环境和均等化公共服务为遏制村庄空心化的逻辑起点,增强了农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让社区再次成为农民的安居之地。然而,商品化社区生活所推动的离农化和陌生化人际交往所产生的离心力使得新型农村社区存在着演变为＂空心化社区＂的风险。因此,有必要让新型社区农民重新聚拢起来和互动起来,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农业型村庄土地优势发展农业现代化,结成外出农民和留村农民社区经济利益共同体;壮大村集体经济,使其有能力和积极性开展社区公共文化生活,再造熟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