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从"诗亡隐志"章看孔门《诗》教的特点

上博简《孔子诗论》"诗亡隐志"章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论者甚多.此章可以说是《孔子诗论》的总纲,原文应释读为:"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乐亡隐情""文亡隐意"统一于"诗亡隐志".诗是乐文一体的,情感表达主要靠乐曲,而意旨表达主要靠文辞.孔子论诗,乐文兼顾,情意并重,可以从诗类评论与诗篇评论两个层面得到验证."诗亡隐志"章是孔子《诗》学观的最高概括,对理解孔门《诗》教乃至中国古代诗学的"言志"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滋味”说视阈中的《秋颂》

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滋味"说对各种体式的中西诗歌鉴赏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名诗《秋颂》历来为众多中外批评家所关注,然鲜有人运用"滋味"说这一品评诗歌的标准来论析此诗。从"滋味"说视阈对《秋颂》进行"情性"、"形美"以及"赋比兴"等方面的解读,可以另辟蹊径来探究此诗长盛不衰的艺术魅力。     

翁方纲“事境说”初探

与传统"意境说"不同,翁方纲提出了"事境说",关注诗歌的叙事传统,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翁方纲的贡献在于发现唐诗成就在于意境,而宋诗的成就在于事境."事境说"的提出,丰富了中国古典诗论.     

刘勰“诗持人情性”论辨析

刘勰的诗论思想散布在《文心雕龙》对诗体的各种论述当中。《明诗》篇对诗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是刘勰诗论的核心内容。现在通行的观点把"持人情性"理解为讲诗的政治教化作用而非诗的含义,既没有把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独特论说方式,也没有将刘勰诗论和其"标自然为宗"的文学观相结合,因而造成了误读。刘勰不仅用诗"持人情性"的新观点重申了自己的"自然"文学观,还对孔子"思无邪"思想作了新的解读。     

《孔子诗论》与《说苑》中“引诗”之比较

刘向《说苑》中“引诗”61首,有13首诗与《孔子诗论》相同,其它48首诗篇皆不见于《孔子诗论》。对13首诗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二者在解诗方法上截然不同,《说苑》“引诗”没有受《孔子诗论》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调远”范畴考论

"调远"范畴是刘勰<文心雕龙>中一个不太显著的文学概念,但在后人文论中却一再称引.文章考察了"远"与"调"的渊源,"远"与"调"具有审美意义开始于魏晋时代人物品藻,并开始在南北朝诗论中出现;刘勰<文心雕龙>首次将"远"与"调"组合使用,意为情思高远,格调高超.     

中国古代文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两个术语,是对诗歌基本性能与特点的两种概括."言志"说与"缘情"说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文学功能的意义,而后者却强调文学本质的意义,两者体现于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同等重要,密不可分.一种传统理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这种观点重视"言志"而忽视"缘情",认为"言志"才是诗歌的主流.其实,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优秀的诗歌作品无法离开"缘情"而单纯地"言志".通过分析杜甫的诗歌创作,来探讨"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再看孔子诗学

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略论王士祯的宋诗观与“神韵”说之关联——兼论王士祯和严羽的苏、黄宋诗观之异

王士祯是清代著名诗人和诗学家,他倡举的“神韵”说在传统诗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因为对“神韵”范畴界定的差异,“神韵”说在诗坛中引起极大关注,褒贬抑扬,仁智各见。他的宋诗观与“神韵”说之关联应是一个关注重点。从王士祯和严羽的苏、黄宋诗观之异出发,结合王氏诗歌创作重新审视“神韵”内涵,可以明确王士祯的宋诗观不仅是神韵说的相承,更是对其的发展。     

《尧典》与“诗言志”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探索上古辨伪的新思路

“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第一个理论命题,对它的研究绕不开它与《尧典》的关系。一般说来,任何历史事件在进入史册以前,都存在一个口耳相传的阶段,我们应该把事实和书写区别开。具体到史前史,我们尤其不能带着文明的偏见,歪曲文字成熟以前的种种人文现象。从地下考古的成绩来看,《尧典》所载尧舜禹的时代是基本可信的;其文明程度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低下。反映诗歌舞合一的“诗言志”由一个熟练掌握这种高度文明的史前历史人物说出来,完全是可能的。     

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译诗中的“新诗”因素——以张德彝为主例

外国诗歌的译介时中国新诗的产生起到了助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鲜为人知的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张德彝"们所做的前期诗歌译介工作,对后世中国新诗的萌发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借鉴经验.借助英诗汉译,早期诗歌的译者们对相应诗式诗形的寻求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汉语诗歌传统中可用的资源;其译诗本身也成为一种准创作,在不少方面成为新诗创作的萌芽和先声.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急遽变化,为适应中国新诗变革的需要以及外来诗学的冲击和影响,中国诗歌理论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从"诗界革命"论者到王国维、青年鲁迅再到五四诗歌革命先驱,一大批诗人、诗论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代特色的诗歌观念、主张,逐步实现了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诗境画境比较浅谈

中国诗画相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诗境画境在创造、表现、审美感知层面上的相通相融与相似,然“画境异乎诗境”,遂有“诗画互补”之说。诗画互补是中国艺术魅力生成的重要元素。     

论李梦阳的诗歌创作论

李梦阳的诗歌创作理论是李梦阳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梦阳的诗歌创作理论主要有四点：（1）重视＂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主导作用;（2）认为生活实践是诗歌创作感情产生的前提;（3）主张诗歌是作者主观思想与客观世界相交往的产物;（4）重视中国传统诗歌比兴手法的运用。李梦阳既把情感与生活实践确定为诗歌创作的基础,也把它确定为诗歌创作的根本法则,而且由此建立了＂情会说＂之创作心理论。李梦阳不仅重视诗歌主题思想产生途径之生活实践,还重视传统的诗歌主题思想表现之比兴手法。李梦阳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是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意义的诗歌创作论,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论中国现代诗学的诗式理论及其发展

中国新诗的形式焦虑促进了诗学对诗式问题的思考,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确立了自由体诗式的合法性,而新格律诗派的诗式理论则从艺术的本质上重新建立起了人们对诗的格律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以后,现代诗歌诗式理论在依托资源方面发生了意见分歧,现代诗歌体式的建立最终向中国古典诗歌回归,一方面显示了现代诗学与传统的接续,一方面也使得现代诗式的理论探讨逐渐退出了现代诗学的中心位置。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