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的民间叙事模式

本文从民间叙事模式来探讨沈从文部分乡土小说的内在机制。民间叙事在表达作家的生命意识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然而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不可能是民间叙事模式的翻版 ,必然要根据作家独到的精神发现进行艺术创新。不可否认 ,民间叙事模式成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两难选择。     

沈从文小说的情景叙事

沈从文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新时期以来,学界对沈从文及其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文章主要从情景叙事的角度研究沈从文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并分别从自然风景的描绘和意境的营造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弥补学界在叙事学角度研究沈从文小说文本的空白。     

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沈从文的故事意识和小说理念从创作初期就交织纠缠在一起,并在他以后的叙事进程中呈现出悖论关系。作为一个"文体家"的定位正体现在沈从文的故事模式及其与小说理念的悖论式的内景中。20世纪30年代成熟期的沈从文往往在小说中自觉而且刻意地营造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对故事语境的自觉,同时体现的是自觉的小说意识。沈从文的创作因此既表现出由故事形态向现代小说模式演化的渐进历程,又表现出对叙事意义的艰难探寻,最终以其对"叙事"的自觉超越了"故事"与"小说"的二分,呈现出某种本体性。审视30到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乡下人是怎样从乡土闯到都市,逐渐在大学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论小说《白鲸》叙事艺术

《白鲸》是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威尔创作的一部海洋题材小说,被誉为“捕鲸业的百科全书”。该小说以幸免者以实玛利的口吻讲述了亚哈船长带领“裴廓德号”捕鲸船追捕大白鲸莫比·迪克．最终与大白鲸同归于尽的故事,小说在叙事内容、叙事主体、叙事结构等方面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本文试图从《白鲸》叙事主体、叙事结构出发。探讨这部经典小说的叙事艺术。     

沈从文诗化小说的叙事学研读

沈从文的部分湘西题材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抒情小说）,是与“叙事的小说”与“描绘的小说”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小说类型,具有鲜明的文本特征。沈从文的诗化小说的叙事特征,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改造与转化、获得现代意义而形成的,对中国小说模式的多样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变都有重要贡献。     

苗文化传承司职与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者--叙事者的选择与叙事中作者主体话语权的追求

苗族人有语言无文字的现实导致了苗文化的传承只能依靠苗族文化司职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这决定 了苗族文化司职在史诗叙事中的话语权力。而苗裔作家沈从文则以同样自由的心灵在进行小说创作,他选择了不 掩饰的叙事人和隐身叙事人进行叙事,努力争取作者在叙事活动中的地位,实现作者在叙事中的主体话语权。     

苗文化传承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主体话语权利

在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小说叙事中 ,作者对话语权利的争取是其最明确的特征。其叙事视角的选择与转换调整 ,都是为了确定自己在小说叙事中存在的地位 ,确定自己在叙事中的话语权利。这一切与苗族文化口传心授的传承机制有着相同的文化心理动因和外在表现形态。沈从文对苗文化的认同 ,对苗族人文价值观念的认同 ,导致了他小说创作中相同于苗文化传承的叙事的产生     

论沈从文小说对民俗的叙事建构

沈从文的小说中有着大量的民俗构成。沈从文的小说对民俗进行了一种主动的叙事建构,它主要表现为场景化、情节化、意象化三种方式。     

《柏子》与假定性叙事

文章通过对沈从文小说《柏子》叙事意图、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等的叙事分析,以及对语调、语气、描写语言等的修辞分析,论证一种结构性的“假定性叙事”为这篇小说叙事特点的核心;从而在西方叙事学提供的方法论之外,尝试具体地对中国小说中的特殊性文体问题给予圆满的解答和说明,而这样的解答和说明往往是西方叙事学所未涉及到的     

诗意的追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

沈从文湘西小说有两种诗性：抒情诗性和哲理诗性。沈从文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以原生态和象征态叙事来构筑抒情诗性，浓郁的抒情性和理想化色彩是这种小说的突出特征；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转向观念态叙事，深沉的思索和智性的灵光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如果说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小说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那么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     

论沈从文小说《丈夫》的嵌套叙事

沈从文的小说《丈夫》运用了嵌套叙事的叙事技巧。《丈夫》中的嵌套叙事与主体叙事既构成了对比、类比关系,也构成了隐喻关系。在对比、类比关系中,这一叙事手法展示了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即社会现代性的时间观和审美现代性的时间观,也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空间观,即都市空间和乡下空间,作者的写作意图显然都倾向于两种不同的时空观中的后者。嵌套故事对主体故事的隐喻则将这两种不同维度的时间和空间交织、叠加到一起,表达了作者对诗意人生和现实生存的痛苦思考。     

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

在沈从文的《边城》中反复出现了水、烟雾、虎耳草等文学意象,这些意象是作者在叙事话语层面进行的一种主动建构,具有推动情节、替代叙述、呈显心理、反衬创作主旨等多重叙事功能。作者凭借对意象的独特处理方略将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以及现代小说手法引入小说创作,使之成为构建其"诗化"小说的具体方法,《边城》也因此而获得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魅力。     

从个人叙事到民族叙事——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

地域色彩是沈从文小说的主要特征,他对湘西世界的创造,不仅为20世纪中国文学增添了光辉的一章,而且使其成为湘西地方民族叙事的代言人。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经历了个人叙事和民族叙事两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认同了＂乡下人＂的身份,而且在摆脱早期个人叙事圈子的同时也把个体敏锐的感性认识与湘西地方特殊的民族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湘西民族叙事。     

叙事时间的嬗变:“缀段”的消失与现代小说的发生

叙事时间按照"内外两面"可以分为外在情节时间(小说时间的外面)和内在主体时间(小说时间的内面),而内在主体时间获得之时,才是现代小说兴起之时。并且,从古典小说"缀段"式的空间叙事到现代小说的时间叙事有一个大致的发展脉络:"缀段"叙事→外在情节时间叙事→内在主体时间叙事。具体地说,清末民初小说主要是"缀段"叙事向外在情节时间叙事转变,五四小说主要是内在主体时间叙事。不可否认的是,清末民初小说中也有少量的内在主体时间叙事。     

时间的对照与结构的循环--论沈从文的时间意识与小说叙事

文章探讨了沈从文与现代性线性时间观念迥异的时间意识,以及这种时间意识对小说叙事的影响。在“常”与“变”的执着思索中,沈从文超越了现代作家普遍存在的进化论的时间观念,拆解了“新”“旧”之间的对立模式。在普遍“新”胜于“旧”的价值期许和对未来乐观表达的现代叙事中,沈从文小说中的时间诗学构成了对现代性的反思。     

小说叙事艺术的继承与革新 ——以 《老残游记》 为例

小说叙事学理论的引入与发展,使得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热度不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显著。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小说的叙事由传统模式向现代叙事模式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产生的"新小说"大都在叙事艺术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继承与革新。其中,《老残游记》体现较为明显,从对"史传""诗骚"叙事传统的继承,到对叙事视角的转变,并与西方"报章体"相融合,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具有代表意义,并进一步推进了小说叙事艺术的继承与革新。     

《边城》结尾艺术论析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品,其所达的艺术高度人所共知。结合一些西方叙事理论,并和中外其他作家的小说加以对照比较,同时借用中国古代绘画上的空白理论和莱辛的造型艺术理论,着重从打破故事的一般模式、空白艺术、艺术失衡的张力三个方面探究《边城》结尾的艺术魅力。     

论《边城》和《长河》的思想艺术特色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和《长河》代表了中国新文学的民间立场和民间审美观念,改变了新文学偏重于知识分子自身题材的"由启蒙到革命"的狭窄性,把文学创作引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由启蒙到民间"的新天地。文章通过分析这两部小说,以说明沈从文对文学史的艺术贡献。     

生命观念的分解、投射与对话——论沈从文小说人物的“分身术”

分身术是沈从文小说创作日趋成熟之后经常使用的一种人物创作方法,在弗洛伊德白日梦创作理论和人格结构理论的启发下,沈从文运用“主观分裂技巧”,将自身的不同侧面投射到小说当中化为一众分身人物。就类型而言,一是探讨追求爱情的不同路径的“爱情分身”,二是体现其在城与乡之间摇摆游移的自我定位的“文化分身”,三是象征着记录与“凝固”生命的不同方式的“艺术分身”。这些分身反映了沈从文思想的矛盾、分裂,也体现了他对于主体分裂性和复杂性的深刻认知。通过分身人物的言说与对话,沈从文不仅实现了思想观念的梳理、超越与精神的自我疗愈,也通过对文本“对话性”的凸显使小说体现出了明显的复调性。     

苗文化传承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非理性化

苗文化重表象轻逻辑、重情感轻理性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其文化传承的非理性化.苗裔作家沈从文以同样自由的心灵进行小说创作,这种主观随意性导致了他小说叙事中结构布局的散漫和叙事内容的散漫化,而这一切就小说叙事来看,也应该是一种非理性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