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就业模式的分化与经济行为——对安徽省天长市农户的问卷分析

一、引言 八十年代之前,我国的农户和农民分化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农户之间、农民之间在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往往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和均等性。八十年代之后,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户和农民的分化出现了加速和全面推进的局面。由于农户和农民的分化,农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特征日益出现分化和多样化。因此,研究农民的分化,比较不同类型农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特征,对于因类制宜地指导农村经济和农村非农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分化视角下小农经济转型与乡村秩序再造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流动和分化不断增强。在农民分化结构中,离农户逐渐脱离农业和农村社会完成城镇化进程,而占农户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半工半耕农户和纯农户仍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依赖性,小农经济依然是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经济基础。农民分化促进了小农经济转型发展,中坚农民与老人农业有机结合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经营结构,既促进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去内卷化,同时也再造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要重视农民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同时发挥中坚农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路径创新。     

农户经营行为分化及差异性实证分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确立了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基本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户经营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利用渐江省首届农业普查资料,对当前农户经营行为分化及差异性和成因作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评析。　　一、农户经营行为分化概述分化是事物发展的标志,农户经营行为分化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浙江省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市场大省,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较快,农户经营已由过去的计划指令性向市场导向化转变,经营行为已不再局限于农业领域,逐步向农、工、建、运、商等领域…     

农户内在因素对农户类型选择和分化的影响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根据农村发展和农户类型分化的实际,将全体农户分为6种类型,即:①纯农户。这类农户完全从事农业经营,并且以自给半自给为基本特征。②商品性专业农户。这类农户也是完全从事农业经营,但是,相对于纯农户而言,这类农户农业经营行为的商品化特征较强。我们将纯农户与商品性专业农户的区分标准定为,粮食商品率是否达到70％。③一兼农户。收入来源以农业为主,辅之以从事非农产业的经营或就业。④二兼农户。收入来源以农业为辅,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经营或就业。⑤纯非农户。已完全脱离农业的生产经营,并转而专门从事非农产业。⑥不在业农户。完全由丧失或缺乏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所组成的家庭户。相对于在业农户而言,不在业农户不仅数量极少、比重极低,而且对农村发展意义微乎其微。因此,本文对农户类型选择和分化的研究,主要讨论在业农户的选择和分化。     

重大疫情下的农村封闭式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中H村的调研分析

小农户分为纯小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和非农农户四种类型,乡村振兴视角下探索分化小农户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尤为重要。混合型发展基于高度分化和异质化的小农户群体特征,分别采用转型之路、多元之路、特色之路和选择之路,统筹推进四类小农户实现分型发展,综合推进小农户嵌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引导小农户积极融入业态培育和产业培育当中,助力农业农村新旧动能实现平稳转换。     

沿海城郊农村城镇化的现实选择——基于城阳模式的启示与借鉴

沿海城郊农村非农经济发展较快,具备率先推进城镇化的条件。青岛市城阳区实现农村城镇化的做法在沿海地区的发展中具有代表性,命名为城阳模式。城阳模式对沿海城郊农村城镇化的启示与借鉴之处主要有:重视农村教育和农民培训;既注重非农经济规模的膨胀,又注重其质量的提高;通过制度创新,鼓励农民进城;实施旧村改造,加快两个转变;推广多种土地使用权流转形式,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甘肃省农户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甘肃是西部欠发达地区之一,也是"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户收入差距与农户分化等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农村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本研究利用2012年甘肃10个县区380户农户调查样本数据,对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非参数回归分析,发现人口和劳动力结构、劳动力配置方式、优质耕地资源的保有量是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提高剩余劳动力输转能力,重视农业发展,加大对农村农业发展的投入力度是减缓农户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     

农户分化、乡土依赖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

基于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分化、乡土依赖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宅基地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所在村的心理依赖水平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其退出意愿产生影响的更多是农户对乡土的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     

人口分化:理解转型期农民分化的一个视角

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冶的经济结构。 由此,这也使得农村中发育形成了一个以“半工半耕冶农户为主体的、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农村中间阶层。 这一规模庞大的中间阶层将趋向何种阶级状态,应如何理解其分化路径及阶级属性?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的基本制度约束下,农村中间阶层农户的家庭收入变动,更与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变化及配置方式相关,即人口分化构成为这一阶层分化的基本机制。 这也是黄宗智先生所指称的当前我国社会中以农民为主体的“悖论社会形态冶的基本生成机制。 农民家庭的人口分化模式,意味着我国农民的分化路径既非沿着欧美发达社会中产化的职业分层模式演变,也非沿着马克思主义传统下农民的无产化模式演进。由此,所形成的去无产化的农村社会,也构成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     

职业分化、政策评价及其优化———基于农户视角

基于来自广东、江西、贵州、四川、江苏、河南、宁夏、山西及辽宁等９个省２６９５ 个农户的系统抽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平均数差异检验法,从农户视角对我国当前涉农政策 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已经分化为以兼业户为主体,包括纯务农大户、纯务农散户、 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和纯非农户等５类;但对于中国农业生产扶持政策、农地产权政策 和农地处置政策的评价,却不因农户的职业分化而出现差异,在所有农户的满意度评价中均 排前３位;农村环境治理政策和农村金融政策在所有农户的满意度评价中均被排在后两位; 有农地流入的农户对现行农地处置政策较为满意,但作为农地流出方的非农兼业户和纯非 农户对该政策的满意度则相对较低;农业参与程度越深的农户对农业生产扶持政策的评价 越高.未来中国涉农政策优化必须坚持稳定与改革并重的原则,把优化农村环境治理作为 重点,让农村金融回归“涉农”本位,把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趋势,消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的政策障碍和制度藩篱.     

民族旅游舞台表演中的符号化生产及其互动——以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为例

文章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为例,运用符号互动的理论,分析了民族旅游舞台表演的符号化生产过程,舞台表演过程中的互动模型及其出现的各种问题,指出要实现舞台表演互动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消解建构新的文化符号时出现的各种紧张关系,必须在尊重当地文化逻辑的基础上进行,让村民成为文化符号建构规则的制定者。     

土地何以成了农民的权利问题

在我国户均不超过0．667公顷（10亩）的小农经营条件下，农民个体土地权利的扩大，也意味着村社集体土地权利的弱化；而村社集体土地权利的弱化，又可能使得农业基础条件更难改善，农户的农作更加艰难。文章分析了分田到户以来农村土地问题逐步演化为农民权利问题的逻辑和农民土地权利的增加与农民陷入农业生产困境的内在关系，认为，给村社集体一定的调整土地利益分配的权利是～件造福农民的基础工程，也应该是我国未来农地政策的必然选择。     

基于真实参保率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发展预测研究——以青岛市城阳区为例

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化，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农村保障制度。文章比较了新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并以青岛市城阳区新型农保制度实行四年来真实的参保率数据为基础，应用生命表、系统仿真等技术对青岛市城阳区总基金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的理念，青岛市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大学生村官创业问题研究——基于衢州市七里乡的观察

大学生村官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是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骨干力量,大学生村官创业为村民增收致富提供了途径。以衢州市柯城区七里乡大学生村官创业的实地调研为基础,通过了解七里乡大学生村官创业的基本情况,揭示了大学生村官创业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通过深入分析问题的主要成因,提出相应的思考与建议。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利用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微观调查数据,使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3个维度对村干部村民代理投入以及国家代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村民代理投入分别增加35%、21.3%、19.5%和17.9%;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国家代理投入分别增加21.6%、11.1%、9.6%和10.2%。以上结论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缓解村干部双重角色边缘化,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     

要素替代、要素市场与农地流转——一个农地撂荒分析框架

农地撂荒影响我国粮食安全,需要引起政府重视。基于已有研究,提出农地撂荒分析框架:农地撂荒是农户在诸多局限约束下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关键是局限的调查与分析,重点是对农地流转市场和基于农户劳动力和资金两要素替代的生产资料服务市场、农业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河南省某村季节性撂荒案例,考察其局限条件及局限转变成本,得出结论为该村撂荒最有效的对策是发展整合性的农资和农业劳动力服务市场,促进纵向一体化;而该村将要推行的"百亩种植大户"对策成本高、效果差。     

信息化对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来自陕西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调查样本,首先通过建构农户生计资本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信息熵法测算了指标体系权重系数及五种生计资本综合评价得分,发现集中连片区特困区农户生计现状整体较差,生计脆弱性高。其次通过构建考虑农户生计资本内生性特征的结构方程组模型,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发现,信息化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家庭信息化能够显著推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改善;农村社区信息化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则有显著的负向贡献。最后,提出通过同步推进家庭和村级社区两个层次的信息化,特别是提升农户现代信息技术设备应用能力,可以成为新阶段集中连片特困区实施信息化精准扶贫的重要切入点。     

多目标决策的农户小额信贷绩效评价模型研究

近年来，农村信用社投放了大量的农户小额信贷，农户小额信贷对“三农”的影响到底如何？如何评价其综合绩效？文章通过分析并设置了农户小额信贷绩效评价体系，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农户小额信贷综合绩效评价模型，并用此模型对湖北省XC县农村信用社投放的农户小额信贷进行了实例检验。     

消费者决策视角下的新农保推行影响因素分析

将新农保一般化为跨期交付的特殊商品,以制度需求方——农民的消费决策行为为视角,实证分析了制约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表明,农民人均可储蓄收入是农民参保决策的经济基础,但与经济因素相比,非经济因素在农民参保决策中的作用更为关键。这些非经济因素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如年龄、捆绑等,它们使不同群体形成了有差异的参保决策过程;另一类是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对新农保的了解和满意度等,它们通过影响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和预期,从而影响农民最终的参保决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增强农民参保积极性角度提出完善新农保制度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日本“一村一品”运动及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日本"一村一品"运动发起于日本九州的大分县,以立足乡土、占领全国、放眼世界,自立自主、体现民意、独具创新,培养人才、选拔领导、面向未来为原则,在日本掀起了振兴农村地域经济的浪潮。这一运动为日本农村地区的地域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总结"一村一品"运动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