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是我国历代学校教育较为落后、科举人才较为匮乏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科举人才的分布呈现出整体落后、区域差距、阶段起伏、科举家族涌现等特点。宋、明、清三代,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形成“点线面”的格局,其成因有六:一是政治因素;二是经济因素;三是教育因素;四是考试政策因素;五是文化因素;六是交通因素。民族地区科举人才的生成,不仅受制于多种政治因素,而且也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经济、教育、考试政策、文化和交通等因素。     

关于政治中心与中国政治史的初步思考

中国政治史与政治中心的关系至为密切.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相当稳定而强势的政治中心,观察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变化,政治中心是一个重要视角,京师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聚焦点.综合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令人研究三方面的材料,依照设定条件,堪称国家政治中心的城市有20处,分布在今12个省级政区.我们可以把这20城分布的范围(大略东经105 - 120度,北纬30 -42度),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的重心地带;可以依其作为主要都城的建迁废续、分布流转的轨程,把古代政治史大致分作若干段落.     

明代山东沂沭河流域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特点、成因及其影响

明代古代是山东教育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沂沭河流域与其他地区相比较而言是科举人才分布相对匮乏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人才分布呈现出整体相对落后、区域差距明显等特点。造成这种分布格局的原因主要与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和人才地理系统行为有关系。这种科举人才分布格局对沂沭河流域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社会文化方面,表现在推动了教育的发展、遗留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促进风俗文化的传播等方面。     

论甲午战争前后湖南的“新” 与“旧”

在近代湖南历史发展的进程中,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是湖南社会“新”与“旧”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战前,湖南在政治上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是守旧的,经济上仍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文化上依然是封建正统思想占主导地位,军事上湘军的兴起使湖南成为旧制度的“卫道士”。同时,湖南不仅把自己禁锢在传统的守旧氛围中,而且对外来的西方文化进行顽强的反抗和排斥。因此,湖南被认为是全国最保守、风气最不开化的一省,连西方人也把湖南看作是全中国最顽固最保守的地方,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战后,湖南在短短的数年里,政治上“扫千载之秕政弊风”～①,倡西学,开民智,育人才,伸民权;经济上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大办近代工矿企业;文化思想上鞭苔封建旧文化,倡导西学新文化,大办学堂、学会,改革书院,创立报刊,“开四万万人之聪明才智”～②;军事上用西法训练军队,培训军宫,用先进的枪弹装备军队。湖南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正如梁启超所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③。战后湖南一反守旧传统,开风气,大力传播新思想,倡西学,吸收外来文化,由出了名的守旧中心,一跃而变为全国维新变法最先进的一省,使湖南以崭新的面貌     

财产在政治评判上的意义

对于拥有较多财产 ,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的社会阶层 ,评判他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 ,要抓住四个基本观点 :一是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 ;二是必须把财产来源作为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基本前提 ;三是必须把财产支配和使用作为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关键环节 ;四是必须把合法经营、照章纳税 ,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作为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基本要素     

古代印度并非统一的国家

世界史所陈洪进研究员在讲授古代印度历史时说,古代印度,即今天的南亚次大陆地区,在政治上分成许多建立在部落制基础上的小王国,所以,古代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我们过去有一种传统的历史观念即认为统一是正常的,分裂是不正常的,因而对于古代印度,也总以为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中心存在。而著名的印度古代史学家罗米拉·塔帕尔根据对最新资料的分析研究,得出了新的结论;印度历史是一部长期分裂的历史,是一个由部落社会不断向国家过渡的历史,这种过渡不限于古代,至今也没有终结。事实上,古代印度的帝国是短暂的,也是表面的,在地理上只是一个孤岛,而部落     

简论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异同

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包括原生生活基础、思维方式基础和价值观基础这三个方面。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不同,在原生生活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以农事为思考中心,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城市生活为思考中心;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以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神人之分和征服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在价值观方面,以权力的合法性为中心,围绕着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间的应有关系、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应有关系、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应有关系,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强调实践美德、民本思想和基于人伦的亲情,而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强调理智美德、神本思想和基于＂逻各斯＂的理性或意志。这些差别集中地体现在古代中西政治哲学对待民的基本态度之上,古代中国政治哲学对待民的态度是以如何＂牧养＂民为根本立足点,而古代西方政治哲学则是以如何＂放牧＂民为根本立足点。     

论近代湖南绅士的地缘特征及其影响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近代湖南绅士虽分布于全省各地 ,但又呈现出其独特的地域性特征 ,它不仅与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有着较大的关系 ,而且还受湘军和各时期的领袖人物的影响甚大 ,从而造成了近代湖南绅士分布极不均匀的现象。绅士的分布不均 ,直接导致了湖南近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畸形发展的态势 ,绅士相对集中的地区政治空气浓厚 ,经济发展较快 ,文化教育事业相对繁荣 ;而绅士分布薄弱的地区 ,政治空气沉闷 ,经济发展迟缓 ,文化教育事业落后。     

论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

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一向为中外学者所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此研究的论文日渐增多,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奴隶制和奴隶制经济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古代希腊文化发展的影响;古代希腊文化与古代东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文章以雅典为例,述论了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其一,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城市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其二,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雅典城市是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其三,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保障———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由此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没有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论湖南古代居民的变迁

居民构成变动频繁复杂是湖南古代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湖南古代居民变迁可以分为“苗越归楚”、“蛮族演化和北人入湘”、“赣人入湘及湘人西迁”三个阶段。湖南古代居民变迁的这种阶段性特征有利于我们去寻求、理解湖南古代居民变迁的各种因素及其地位和影响。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及其生命绝唱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 ,是诗人后半生避乱生涯的苦难终结。它典型地反映了盛唐文人在安史之乱后的悲剧命运。杜甫在湖湘之旅中创作的一百余首诗歌 ,寓寄着诗人的爱国思想、忧生思想、民本思想、平叛思想、怀乡情结、恋旧情结、孤高心态和隐遁意愿 ,堪称诗人毕生政治理想和善良人性的总结。古老的湖湘大地未能留住杜甫早逝的生命 ,但却如同屈原、贾谊一样 ,留下了诗人辉映千古的政治理想和人文精神。湖南近代以来人才辈出 ,富有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中也积淀着杜甫的精神滋润。     

西方社会“平顶山”式分权结构的起源和演变

“平顶山”式分权结构是西方社会一种悠久的政治传统,西方的这种政治制度在古代世界并未表现 出多少优越性, 但这种政治传统却对后世的西方人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自文艺复兴运动起,西方人在古典精神的指导下,不断完善其政治制度,最终建立了一套中央与地方、立法司法与行政相互分权又相互制约的多重分权制约的政治制度。     

古代湖南水灾研究

古代湖南水灾主要有山洪灾、江洪灾等类型 ,在时间分布上 ,其发生频率呈加快趋势 ,它带来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总体说来 ,全省性的大范围的水灾不多 ,持续时间不长 ,洪水上涨的水位亦不甚高 ,因此 ,古代湖南水灾并不十分严重。     

湘西文化生态及其影响

湘西文化的生态环境, 一是山重水复的封闭的自然环境, 二是贫困的经济环境, 三是宽松的人文社会环境。湘西独特的生态环境,使湘西文化保存着较多的原始宗教( 万物有灵观念) 和自然宗教(多神论)的文化遗留, 保留了远古歌舞祀神的巫风,是一种巫风尤盛的附魅文化, 深深打上了宗教伦理的历史胎记。湘西文化成了研究古代文化特别是楚巫文化的活化石。     

论湖湘教育思想与精神

湖湘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其有着独特的思想与精神。古代湖湘教育既重视思想的传承,以礼教的拓展为中心;又重视思想的创新,形成了完善的理学教育理论体系。湖湘教育人才的培养,强调以立志作为根本,涌现了大批投身教育的理论家与实践者,展现了湖湘教育的精神与魅力。     

朝鲜王朝古地图中的湖南与朝鲜人的湖南意象

朝鲜王朝古地图与文人诗歌体现了朝鲜人的湖南空间认知形态与他们心目中的湖南意象的特殊性。近代以前,湖南与朝鲜几乎没有直接交流,湖南却成为许多朝鲜文学作品中的空间背景。朝鲜人并没有强烈的湖南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湖广”“楚”“荆州”等概念。湖南的山水博得了朝鲜人的赞赏,与其相比,一些人文环境的评价却相对不高。这些现象产生原因主要来自朝鲜特有的儒学价值观,及由此形成的朝鲜中华主义政治态度与景观评价标准。     

“尚贤”与“用才”——中国古代的人才观

文章回顾了中国古代在识别人才、尊重人才、任用人才方面的政治实践、理论探讨和制度建设,总结了中国古代人才观中值得今天借鉴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不仅为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人才战略提供了历史注脚,而且为当下各层各级的人才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政治社会学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

传统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存在着内容单调,视野狭隘,方法老化,手段落后等明显不足,这种状况不利于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深入。政治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人类政治生活系统,特别是政治系统论对政治制度的诠释和分析模式,拓展了政治制度的研究领域,揭示了政治制度运转的动态图景,是研究政治制度的有力工具。在观照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时,借鉴政治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将使这一传统学科的研究呈现出宽口径、多层面、动态化的新气象,从而促使其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论清代湖南乡村书院的社会教化

社会教化是维系社会秩序、传承思想观念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古代书院的基本功能。而书院的社会教化始终围绕着成就儒家理想人格而展开,通过培育士子、表率乡里从而教化社会,其具体途径可分为知识传播、德性培育以及事功建立三项。清代湖南经历了从人文凋敝到人才辈出的演进,其中乡村书院的教化之功起到了重要作用。全文从清代湖南这一特定的时空范围来分析书院教化具体展开,不仅有助于书院史、地域史的深化,同时也启发着今人对于乡村治理、文化复兴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