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DP的碳预算目标能够达到吗?

"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发达国家主动减排温室气体,但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2004年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比较,发现发达国家并没有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而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同期急剧增加,全球气候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数据分析表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在当今各国政府主要致力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要想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以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降,达成UNDP 的21世纪"碳预算"环境目标相当困难.     

碳达峰碳中和关键领域、面临挑战与实现路径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气温不断升高引起广泛关注,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升温的说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基于此,国际社会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将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期为全球温控目标作出贡献."30·60"双碳目标提出后,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研究呈井喷之势.文章以碳达峰碳中和研究的关键领域、面临挑战与实现路径为考察对象,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以呈现碳达峰碳中和研究的最新进展,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与有关工作的具体实施提供借鉴与启示.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与路线图研究

实现中国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科学制定减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需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减排与发展、局部与总体的协同关系。为此,应用自主设计并构建的国家能源技术模型（C3IAM/NET）,提出了兼顾经济性和安全性的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了中国碳排放总体路径、行业减排责任、重点技术规划等多个层面的具体行动方案。结果表明:当2060年碳汇可用量为10~30亿吨时,为达到低成本和安全实现“双碳”目标的要求,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下,中国需在2026—2029年间实现碳达峰,峰值不超过127亿吨CO₂（含工业过程排放）;2060年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部门;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能源结构需加速转型,但2040年前中国仍将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2030年煤炭占比不低于44%。在全国和行业路线图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实现全国“双碳”目标对应的钢铁、水泥、有色、化工、建筑、交通、电力等重点行业的碳排放路径和技术布局方案,为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可操作性的行动方案。     

中国碳强度承诺的含义、特点与履行

中国碳强度承诺是中国的国家温室气体中期减排目标。中国碳强度只统计绝大部分CO2排放,且不扣除碳汇。中国碳强度承诺具有正当性、严格性和国内约束性,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中国降低碳强度的重点是控制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CO2排放,为此必须节约能源和降低能源排放因子。     

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与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

全球气候治理掀起的碳中和潮流正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和变迁将带来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成为各国碳政治博弈的重要内容。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是一国基于自身所能运用的各种绿色资源，通过国家战略谋划和具体应用，维护和拓展国家绿色发展及国际碳政治博弈的能力，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向度。当前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对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增强国际话语权、提高制度建构力、增加国际道义力量、改善和优化国际形象等大大提升了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水平。人类正处于一个危机叠加、风险加剧的时代，需要中国继续通过首脑外交等各种国际战略途径加强自身绿色战略能力建设的同时，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2060年碳中和引致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

在面临诸多不利条件和巨大挑战下,中国毅然决然作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承诺,彰显为推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巨大努力;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求中国经济系统必须进行彻底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针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引发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进行了分析,并分领域阐述了碳中和目标如何"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同时,对处理好2030年前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的辩证关系、发挥碳减排与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实现碳中和与提升产业竞争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对促进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为确保如期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政策设计、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及主要途径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从相对减排到绝对减排,进而零排放,成为雄心勃勃的"中国方案"与路线图.在阐释中国减排承诺及意义的基础上,认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既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大挑战,也是实现绿色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大机遇;中国要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核心目标,须建立倒逼机制,分为四个十年阶段、八个五年规划,逐步推动绿色改革绿色创新;进而明确提出了20个方面的主要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即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及增速约束性目标、大幅度提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大幅度消减煤炭生产量和消费量,等等,以形成"政策合力""协同效应",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有助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并成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重中之重.     

碳金融支持下中国林业企业的社会责任

碳金融是旨在实现节能减排、减小环境污染为目标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通过各种技术途径和政策机制降低碳排放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首选。最近10年来,碳金融市场迅猛发展,而我国的碳金融市场则起步缓慢,仍处于落后状态。在碳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从碳金融视角下的林业企业的社会责任着手,指出目前林业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强,不能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等问题,研究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在碳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并且建议林业企业应该重视碳金融,并在碳金融市场上发展提升相关生产能力,进而使得中国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上拥有一定的竞争力。     

推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税收政策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税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在我国推进“双碳”目标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既能用税收优惠方式吸引全社会参加低碳行动,又能推动高碳排放主体变化,化解低碳发展难题,从而成功实现各自的双碳目标。但我国现行税收体系在推进碳减排中仍存在税收政策激励性不够、推动作用有限、约束力不强等问题。为了助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我国应在借鉴国际碳税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碳定价机制、节能减排税收优惠政策,充分释放绿色效应,推动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低碳经济与碳金融研究

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碳金融是低碳经济中的一个关键,发展低碳经济必然离不开对碳金融的研究,但在我国关于金融如何支持碳经济却是薄弱环节。低碳经济正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分析低碳经济发展及碳金融交易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我国低碳经济及碳金融的建议。     

低碳交通技术发展与应用研究

通过分析和研究与道路交通有关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机动车节能技术、道路技术、智能管理技术等低碳技术,提出加快构建可再生的能源网络、大力推广城市交通节能技术、实现城市交通智慧化管理的城市交通低碳技术发展战略,并制订出推广分布式能源系统和智慧电网,制定严格的燃油经济性标准和碳排放限制的法规,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体系,加大智慧交通技术应用力度,运用政策工具推动低碳技术进步,重视低碳技术人才培养力度等具体措施。     

《京都议定书》的森林碳汇及其在中国实施的法律制度完善

中国目前获得签发及正在实施的森林碳汇项目主要有三种类型：CDM碳汇造林项目,中国绿色碳基金支持开展的碳汇造林项目以及其它碳汇造林项目。当前影响中国碳林碳汇发展的主要因素：国际法的国内适用问题,国内林权制度改革的冲突。中国森林碳汇法律制度完善的主要内容：行政许可及行政监督权力的立法完善,立法促进国内碳汇的发展与国际碳市场的衔接与交易流通。     

我国碳减排的背景与行动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碳减排国际谈判则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努力。我国要准确评估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在国际上争取最大的发展权益。碳减排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从更新观念开始，并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加大研究力度，落实国家行动，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同时，各地方政府亦需要积极参与，将碳减排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创造最大的共生利益。     

发展长株潭城市群碳交易市场研究

国内外碳交易市场建设经验表明,配额型市场是国际总体发展趋势,技术标准则是竞争焦点所在.当前,长株潭城市群碳交易市场建设在市场定位、交易框架、基础技术和人才储备等方面面临挑战.为加快建设和发展长株潭城市群碳交易市场,一是要制定配额型碳交易标准、确立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以及市场管理制度;二是加快碳排放监控技术在微观数据采集中的应用,加强IT技术在交易平台中的应用;三是加紧碳交易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欧盟航空碳税的法理分析

大气环境是人类共同资源,保护共同资源应体现不同历史责任,体现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航空碳关税政策具有正义性,有利于实施全球性的行业减排,有助于人们调整生产和消费方式.但是,全球性的共同问题由区域法律规范调整不公平也难以实施.航空碳关税政策隐藏着利益博弈,国家之间的利益调整应通过制定国际法规则,在尊重平等权的基础上,坚持生存权优先地位.     

天津市工业出口隐含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简

对于在国际贸易中产生的隐含碳的相关研究正日益受到关注.运用投入产出法测算了天津市1991-2011年的工业出口隐含碳,为了考察天津市工业出口隐含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选取了天津市1991-2011年GDP、能源消耗、出口额相关数据与工业出口隐含碳排放进行了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天津市工业出口隐含碳呈逐年增长趋势;天津市GDP、能源消耗、出口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能源消耗、出口额是隐含碳排放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GDP不是隐含碳排放的Granger原因,出口额是经济增长GDP的Granger原因.最后针对以上分析结论,提出天津市工业低碳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隐含碳测算的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研究

采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2002、2005和2007年我国进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并对相应的贸易结构进行了优化分析。我国是国际贸易中的碳污染转入国,且隐含碳排放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和金属产品制造业等少数几个高隐含碳排放产业,而这样的贸易结构不利于降低碳排放。为改善现有的贸易结构,给出以下建议:鼓励发展碳污染转出产业以及因贸易而存在少量碳污染转入但顺差额较高产业的贸易;限制因贸易而导致大量碳污染转入且顺差额较低甚至是逆差产业的贸易。     

论碳捕获与封存及其国际法律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CCS)的初步思路,但没有明确规定CCS是否可视为缔约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CCS技术对传统国际法的多个领域造成了冲击,提出了新的问题。应当对《框架公约》和《议定书》的部分条款作宽泛解释或加以修改,同时在各国协商的基础之上,将碳捕获与封存的有关法律问题纳入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立法之中。     

中国城市低碳技术发展及创新研究

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载体,低碳技术发展和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决定因子,也是城市低碳发展的关键。通过分析我国城市低碳技术应用概况,提出我国城市低碳技术创新对策,即：强化自主创新;加强国际合作;加强政策支持;完善有利于低碳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构建低碳技术创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