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译词对《汉语大词典》的补正作用

竺法护译经词汇丰富，其中的一些词语词义，对大型语文类工具书《汉语大词典》在词目、义项、释义、书证等四个方面存在的不足有重要的补正作用。     

竺法护与中国文殊信仰的初传

在东汉至两晋时期,竺法护所译佛经不仅部类多,而且数量大,其中,文殊类经典占了相当一部 分,结合相关资料统计,译数仅次于唐不空三藏。相关经典对文殊形象、文殊智慧、文殊法力等极力渲染,文殊 信仰由此得到极大宣扬。同时,作为竺法护译经团体中成员,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的相关译介是竺法护所译文 殊类经典基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延伸。而竺法护对《维摩诘经》的重译以及对此重译本的删减也体现出他对文 殊智慧的推崇。竺法护的译介很大地促进了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初传,奠定了文殊信仰在中土发展的基础。     

竺法护"世居敦煌"辨析

竺法护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有"敦煌菩萨"之称,学术界一般认为他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人,但通过对相关资料和敦煌当时佛教发展情况的分析,本文认为敦煌是汉文化区域,而竺法护在早期并不懂汉语,说明竺法护不是在敦煌土生土长的月氏人,而是西域来华的游僧,因为曾在敦煌停留译经而称"敦煌菩萨".文献关于他是"天竺菩萨"、而后从西域"来达玉门,因居敦煌"的记载更接近事实.     

从时点时段的表达看东汉译经的性质

东汉译经时点时段的表达形式有四种:一是采用中土已有的表达方式;二是大量运用中土文献中尚为少见的表达形式,或改造中土文献类似用法;三是译经以新的形式表达全新的概念;四是有的用法仅见于东汉译经。考察表明,东汉译经时点时段的表达与中土已有的表达方式关系密切,但形式趋于新颖;译经中一些陌生的时点时段表达形式值得我们关注。东汉译经不妨看做外来僧人学习汉语的一个早期阶段,带有浓厚的中间语色彩。     

唐太宗与玄奘译经事业考

大多的翻译史学家都认为唐太宗是玄奘译经事业的鼎力支持者，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我们的研究发现，唐太宗对玄奘译经莫大支持的背后也隐藏着当权者某些不情愿的情绪，甚至是不支持的态度。唐太宗要求玄奘写《大唐西域记》，要他弃佛从政，控制他的翻译规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究其原因，是唐朝自开国以来所定的“先道末佛”的宗教政策以及政治者的统治要求所导致。     

汉魏六朝佛经在汉语研究中的价值

汉代,佛教随着中西交通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佛经翻译事业的兴起。现存材料证明,在桓灵之世就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其后译经者辈出,象东吴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等都翻译了大量佛经,十分著名。东晋以后,翻译大家更多,译经的水平和规模也更大,许多经文都长达数十卷。历来研究佛学的专家多肯定东晋以后的译经,如方立天先生说:“直到道安的时候,我国的佛教徒对印度佛学还是处在生吞活     

重估施护译经的价值与意义

北宋时期的译经虽然译场规模很大,译经数量不少,却因种种缘由长期为人所诟病.换个角度来看,当时的译经并非全无是处.以施护所译的密教经典为例,它不但有助于对梵文写本的释读和校订,还能从中看到译经受当时历史背景影响之下有意的省译、改译、暗语译法等现象,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皇室、文人士大夫等多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     

汉魏六朝译经文体研究的语言学意义

文体是语言的自我生成。译经作为混合汉语,其文体既与汉语典籍有一定的联系,也有与其完全不同的传统或谱系。以译经特有的组合单元"品"为基点,从同经异译的角度出发,分区比勘南、北译经具体用语用词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与文体结构之间的交叉影响,可以见出,文体能为失译语料的考证,提供文字、词汇、语法、语音等无法提供的佐证。从文体的视域研究译经,与以译经为材料考察文体相结合,可在文体结构分析、译经语料研究与语言学的整体研究之间,找到有效的连接,为译经语言研究以及文体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释僧祐之翻译观解读--基于释僧祐论译经文本差异化缘由视角

分析释僧祐论译经文本差异化原因,结合罗宾逊、蒙代、纽马克以及弗米尔的翻译观点,解读释僧祐在佛经翻译过程中所持的翻译观,包括对佛经和译经语言差异、佛经译者才趣差异、译经“文质”和详略差异的评述。     

“小品般若”六本异译经中“答”与“对”的比较研究

汉文佛典中存在着大量的同经异译材料,这些同经异译具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目前收录于《大正藏》的“小品般若”的异译经共有六部,通过对这六部异译经中表“回答”义的动词“答”与“对”穷尽性的调查。运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全面地展现出这六部异译译经中“答”与“对”的使用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