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而实腴、洁而不芜”——论儒家经典对陆贽公文文风的影响

陆贽作为中唐公文大家,以儒家经典为安身立命之本,不仅以儒家经典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依据,更沿袭六经文风,形成了淡而实腴、洁而不芜的公文文风。具体体现为:大量引用或化用儒家经典中的语句;效仿儒家典籍,语言简洁雅正;善于根据文章内容、情感走向变换语言风格,使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等。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曹植的经典意识与辞赋创作

作家对经典的接受往往内化为自觉的经典意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曹植正是魏晋之际深受经典影响的代表性辞赋作家,自幼潜心经典,服膺儒学,形成了浓厚的经典意识。这种经典意识在其人生观中表现为对儒学政治理想的追求和对儒家道德伦理观念的接受;在辞赋创作中,一则表现为主题内容上的积极用世精神;一则表现为语言形式上的对经典话语的建构：或直引经典篇名取其篇章义,或截取经典文句和词语取其字面义,或化用经典词语取其引申义。     

论《易经》在早期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

《易经》独特的内容构成和功能是其在早期儒家经典体系中地位特殊的重要因素。《易经》的儒家经典化历程始于孔子＂晚而喜易＂,孔子是《易经》儒家化与地位判定的开创者。孔子去世后,不同的儒家流派对《易经》的重视程度不一。《易传》显示,《易经》的儒家核心经典地位主要是依靠战国儒家易学派的不断传承和诠释活动而确立的。     

荀子经典诠释的实践性品格——从荀子用《诗》说起

荀子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儒家经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荀子》不仅大量征引《诗》等儒家经典,在征引及诠释过程中将儒家的实用精神投射进去,这使得他的经典诠释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他在用《诗》时所提出的"隆礼义而杀《诗》、《书》"及"为其人以处之"的观点,是对其道德实践与经世致用实践性品格的最好注脚。     

儒家之学重在工夫

一部《论语》从头到尾都是讲工夫的,儒家的基本经典也主要是论工夫。虽然儒家也研究本体和境界,但是,工夫才是最基本的。工夫是儒家论说的出发点。没有工夫,本体将与人无涉,毫无意义;没有工夫,境界也无以呈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哲学是工夫形而上学。基于这一认识,则可以较好地理解儒家哲学的本质,亦可避免其研究陷于"玩弄光景",或落入以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而支离中国哲学的窠臼。     

论儒家经典语句对北宋婉约词的浸染

北宋婉约词中出现较多的儒家经典语句,其情况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儒家经典语句的直接引用,二是儒家经典语句的引申使用,三是儒家经典语句的化用,四是儒家经典语句的反用。儒家经典语句对北宋婉约词的浸染,使原本＂香软、柔美＂的婉约词有了更丰富的语言、更深远的意境、更典雅的风格,令词的面貌于戏谑中见深意,于温婉中见警语,于清丽中见厚重,呈现出与晚唐五代花间词不同的风格。     

《周易》神秘性探源

<周易>本是一本占卜用书,但长期以来有人利用其儒家经典的神圣光环,利用其预测和臆测的占卜方式来迷惑世人.歪曲了<周易>的本来面貌,故意夸大其神秘性.加上<周易>成书年代久远而不确定的神秘性,卦象符号因为抽象而显现的神秘性,卦爻辞因臆测而显现的神秘性,儒家的经典化而戴上的神圣光环,使得<周易>神乎其神.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周易>的进一步了解.     

王弼学术思想探微

王弼是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虽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其学术思想表现为:采用入经出经的方法,即通过注释儒家经典而破除经学的神学迷雾;解读经典采用"得意忘言"的方法,破除汉儒解经旧说;以道释儒,整合儒道,并非是从根本立场上反对儒学。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形成原因初探

本文论述了朱熹经典诠释学方法的形成原因。通过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形成的社会条件以及思想基础的挖掘整理,梳理其对汉代儒家解经方法以及宋代儒家解经方法的借鉴,以期达到更深入了解朱熹经典诠释方法的形成原因。     

钱穆两汉经学研究之方法论

国学大师钱穆的两汉经学研究方法论是值得悉心体味与总结的。本文主要论其四个方面:破门户之见,自由研究经学;辨析时代潮流,深知经学精神;就史以论经,史学与经学互动;广心沉智,持平而论。循此不仅可以有效地研究经学,而且还可以卓有成效地推演到整个学术研究中。     

吕思勉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继承与扬弃

在学术研究上,吕思勉曾深受康有为今文经说的影响,但由于他是以新史家的眼光研治经学的,因而又逐渐摆脱了今文学派的束缚,最终实现了对今古文的贯通研究。在经世思想上,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直为吕思勉所奉仰,并且成为他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吕思勉对康有为经说的继承与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走向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廖平经学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廖平经学六变的学术道路及其变因的研究上.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另外,关于廖平和康有为经学思想师承关系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在这方面出现的研究成果使这一问题越来越明朗,但真正解决仍需时日.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学术主体的思想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新评价廖平的经学思想,我们对廖平的经学思想的认识才会更为客观和全面.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礼”的英译问题研究

数百年来，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的儒家经典英文译本众多，但从儒家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礼”的翻译来看，其中的曲译和误译现象十分普遍，原因是译者大都局限于字面意思，没能做到从汉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去透彻理解和翻译儒家思想。这种翻译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媒”的作用，但并不能传达出儒学真谛，据此西方读者无法真正认识儒家思想，这极不利于儒家思想的外传播。     

经学与汉代的制度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文化与制度都受经学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汉代在推进和强化政权建设、建立健全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将儒家经学当做重要的理论依据,将儒家经学奉为最高的思想权威,武帝以后出台的选官制度、经济政策、救灾措施、法律制度等,其中无不闪动着经学的身影,无不与以经治国有所关联,而此举又从不同方面大大推动了我国古代传统制度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