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考察规则的功能

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规则对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工业社会时期将此发挥到了极致。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看未来,我们应当对社会生活、社会交往以及社会治理中的规则进行考察,以便规划未来社会的生活和治理。人类的社会治理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是通过组织的治理,其实,一切社会生活都需要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组织意味着人们在个体的结构中聚集起来开展共同行动,因而需要规则,规则是人们共同行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全球化、后工业化呈现给我们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种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社会治理,必然都是以共同行动的形式出现的,因而也需要规则。但是,规则的形式和功能都将不同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共同行动更多的是针对危机事件而开展的行动,表现为应急性的行动,从而要求规则必须是灵活的和富有弹性的。     

社会网络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

沿着工业社会追求民主的思路,西方的一些学者们试图建立起民主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将实现民主治理的途径寄托于公民参与方式。这种实质与形式相脱离的治理方式,在工业社会线性结构下的确可以奏效。然而,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类社会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当中。在后工业时代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下,只有积极探索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等多元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走出社会治理模式探寻的困境。     

理论支持与现实优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探究

非政府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服务大众为宗旨,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公民社会与善治理论是其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支持,专业优势、效率优势、资源优势、沟通优势是其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优势.理论支持与现实优势表明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     

新冠疫情危机与全球治理新态势

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治理危机,但也为全球治理新发展带来机遇。全球治理危机本质上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危机,需要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手段和治理主体的补充。新冠疫情危机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认识,并体现出危机下个体自我约束的重要意义,由此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始成为一种规范在国际社会扩散。危机之下国际组织表现出引领全球治理的乏力,相反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价值得到彰显。不同国家的不同治理经验体现了文明多样性的价值,国际社会需要加强不同文明间治理经验的交流互鉴,以此创新全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危机还带来了全球治理中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国际组织作为"老师"向作为"学生"的主权国家单向输出知识的传统模式,将向"师生互动"的新模式转型,国际组织将从主权国家治理中汲取更多智慧。特定议题内的关键国家也将在国际组织以外开展更多双边和多边合作,与国际组织的全球治理形成多层次互补关系,共同促进全球治理迈向新阶段。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有效的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合作,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的自治组织是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其在资源汇集、专业能力与组织运转效率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政府的特殊优势,使其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资源互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资源互补决定了二者不是单纯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双向型塑过程.促进两者的互动合作,是应对危机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理路

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是落实进一步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回应农村治理危机、重构农村治理秩序的现实需要.近年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在农村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主要功能是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利益表达与整合、社会资本积累.目前,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合法性困境、资金人才匮乏、自身管理能力不足.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作用,必须解决好这些问题.     

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行政学主题(一)

全球化、后工业化把人类社会领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将发生深刻的变革,而且使人类在工业化历史阶段中创造的社会治理文明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是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既是危机自中心向边缘转移的机制,也是财富从边缘向中心汇聚的机制,全球化使这个机制有了更加充分的表现。这是后发展国家举起改革的旗帜时必须充分认识到的现实。全球化、后工业化突出了政府的领导地位,而政府必须在行政管理模式的全面重建中才能获得担负领导责任的能力。就行政管理的发展史来看,经历过从统治行政向管理行政的转型,后工业化意味着服务行政对管理行政的替代。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是不能够被搬到工业社会中来的,在后工业化的条件下,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工业社会所建构起来的行政模式是决不能够搬到后工业社会中去的,所以,服务行政模式的建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探讨的一个时代课题。     

政府模式变革: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以及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陷入失灵的双重挑战,将人类拖进了危机频发的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面前,人类没有任何机会让它耐心等待我们对它的适应,而必须主动作出变革响应,打破既有的竞争格局,建构起合作的话语体系,以期能够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开展合作行动。因而,当我们反思人类社会既有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时,我们看到,继续维系支持竞争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并不能引导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而只有在全新的制度框架下建构一种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才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新期望,才是人类走出风险社会困局的现实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论社会治理的全球化境遇——读齐格蒙特·鲍曼的《被围困的社会》

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运动,它促进了人类社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对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这一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与民族的分离,使社会治理赖以展开的民族国家框架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在此过程中,近代民主政治所确立起来的公民身份也受到社会治理现实过程的冲击,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都不再严格地区分公民与公众。这是因为全球化使人们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一个最具有根本性的主题。在人的共生共在面前,对人们做出身份区分已经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再可能。这样一来,社会治理唯一可以选择的建构方向,就是走向合作治理。     

在后工业化背景下思考服务型政府

人类正处在一个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又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在农业社会,人类建立起了统治型政府,到了工业社会,人类建立起了管理型政府,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的任务是建立起一个适应后工业社会治理要求的服务型政府.当前,在关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探讨中存在着很大的混乱,这是由于对服务型政府的历史定位不清所造成的.关于服务型政府,必须从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来加以认识.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前政府改革的目标.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征都将在政府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地显现出来.但是,自觉的理论探索也是必要的,而且是应当先行的.     

后工业化背景下的"德制"构想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一方面需要致力于工业化、现代化,另一方面全球性的后工业化也对中国社会构成了巨大压力,它必须解决后工业化的课题.在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伦理学的研究需要有着远大的社会目标,那就是努力追寻道德制度确立的可能性,以求通过道德制度的建构去解决后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论行政发展的历史脉络

行政是人类的一项社会治理活动,有悠久的历史。在整个农业社会,人类的行政管理属于统治行政的范畴,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社会秩序的获得上。近代以来,管理行政逐渐成长起来。在政治学的视角上,近代以来的政府被设定为有限政府;在管理学的视角上,政府的行政则属于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的政府职能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变革。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合作治理出现,政府职能也表现为引导型职能。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移民村庄的社会资本培育与金融互助社发展

以一个阶段性组合式移民村庄为例,分析移民村庄社会资本与金融互助社治理之间关系。研究发现,丰富的社区社会资本是金融互助社治理有效的社会基础。阶段性组合式移民村庄的社会资本处于不断的发育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存量较低;社会资本的不足影响了村庄互惠网络的形态,形成了连通性较差的小世界网络;这种互惠网络使得金融互助社的间接互惠机制和直接互惠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使得金融互助社陷入逾期不归还货款的治理困境。因此,移民村庄的金融互助社要实现有效治理,应注重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     

原始伦理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人类进行社会治理的途径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发挥法律和行政组织规范等外在强制力的作用;二是发挥伦理的内在软约束作用。但在原始社会的治理中则主要是伦理在发挥作用。从伦理规范的角度看,原始集体主义是其核心伦理精神,民主平等为基本伦理原则,团结互助为内部治理的伦理要求,勇敢刚强为外部治理的美德。原始道德尚处于“前道德”的发展阶段,是一种“萌芽”状态的道德,呈现出简单、朴素、粗俗的特点,它主要通过图腾崇拜、禁忌、礼仪、风俗,甚至巫术等形式实现着对生产生活与社会事务的治理。     

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     

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