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德治国"思想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一 )古代“德刑之辩”是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的儒家和法家曾开展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儒家认为应以德治为本 ,法家认为应以法治为本 ,这就是有名的“德刑之辩”。“儒法之争”或者说“德刑之辩”的焦点 ,表面上看是要不要道德或者说要不要法律 ,深层次的问题却是人性之争 ,即人性是善良的还是恶的。儒家在主流思想上是强调人性善 ,最直接的道德结论就是人是可以教化的 ,即人的善良本质是可以教化出来的。或者说 ,只有通过教化方能得来。这种思想 ,使人对人性…     

论韩非的人性论及其现代启示

人性及其善恶问题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永恒常新的话题。利用传统资源进行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道德建设,必须发掘中国传统伦理学解释模式的转变：从儒、佛、道转向墨、荀、韩，把利益作为道德研究的出发点。先秦法家对人性问题作了深刻的探究，并且认为人性自利。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吸取了告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的某些成分，吸取了商鞅等人关于人性的一些观点，建立了人性自然论。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韩非人性论，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从而对以利益为价值导向的伦理观及其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利益为价值导向的伦理观不仅对我们当前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启示，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促进道德文明的提高。     

略论儒家道德伦理观对回族道德的影响

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它生息、繁衍。扎根于中华大地之上。因此,作为其意识形态范畴重要内容的回族道德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融进儒家道德伦理现便是清理中的事。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儒家文化的影响、透渗,便不会有回族道德伦理观的形成,回族道德是伊斯兰文化与儒家道德伦理观相融合的产物。因此,我们在探讨和研究回族道德时,就不能不提及儒家道德伦理观对回族道德的影响和透渗。长期以来,回族穆斯林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同时受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影响。一种是伊斯兰教及其道德伦理观,另一…     

先秦儒墨道死亡观比较研究

先秦儒、墨、道三家的死亡观对当时及后世都有重大影响,但又各具特色。在死亡的态度上,儒家既信天命,又强调对死亡的超越,墨家通过＂非命＂实现对死亡的超越,道家持一种生死自然观;在对安葬的态度上,儒家主张厚葬,墨家主张节葬,道家持一种高度达观的态度;在鬼神观上,儒家持模糊立场,最终否定鬼神,墨家明鬼,道家持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在祭祀观上,儒家重视祭祀,是一种理性和情感的结合,墨家也重视祭祀,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道家认为信道胜于信鬼,故不必祭祀鬼神。     

试析王安石经济思想中的富国富民悖论

本文认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有两大内容 :一是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 ,以轻重之术调节经济 ;二是理财要以富民为重要目标。前者是法家的国家本位思想 ,讲富国 ;后者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 ,要富民。前者是手段 ,后者是目标。以专制政体、专制手段理财 ,而求富民之目标 ,无异于缘木求鱼。笔者认为 ,王安石经济思想中这一悖论的深刻原因根植于儒家特有国家观里     

关于法家道德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法家的道德思想,本文认为:第一,法家是讲道德的。通过公利,法家把法与善、法与道德统一起来,认为法是善的体现和保证,守法就是守德。第二,法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和特征是守法。以守法为基础,法家论述道德内容与道德层次,以守法为核心把法家道德思想与儒家道德思想区别开来。第三,法家道德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价值。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道德建设都要求建立守法道德,而以守法道德为中心的法家道德思想的深入研究就十分必要。     

人性的道德──老子人学伦理观探析

本文以现代人学观重新审视老子的伦理思想认为老子的伦理思想以人性为基点,解决了人自身入与人人与自然三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其朴素的人学伦理观,是真正的人性的道德,并指出了它对于现代道德重建的借鉴意义。     

也谈耶儒伦理思想之差异——以利玛窦、黄宗羲伦理思想为例

天主教和儒家伦理思想存在着巨大差异,首先是双方对人性之设定不同：儒家相信人性善,而天主教则认为人有兽性和神性二性。其次是对世俗伦理定位不同：天主教认为人不能全然为善,儒家则认为人能成为至善;天主教认为世俗世界是有限的、相对的,儒家则将世俗世界绝对化。再次是伦理观念之不同：天主教将爱天主置于道德之首,儒家则将孝悌作为第一道德法则;天主教轻传宗接代,儒家无后则为大不孝;天主教轻视肉身,提倡简葬,儒家重视肉身,提倡重葬;天主教遏制圣人的绝对权威,儒家则将圣人绝对化。     

先秦儒家道德内化思想初探

先秦儒家道德内化思想初探刘毅１．孔子的“性近习远”论与道德内化人性与人生、伦理道德及道德修养等问题，是儒家学派的一个突出特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首开人性之论，他从人性论出发阐明了道德内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孔子的人性观较集中地反映在“性相近，习相远”这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危机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危机管理思想,其整体更为重视危机预防。在危机预防方面,儒家从忧患意识出发,强调道德及社会责任;法家强调制度化、创新与识危除奸;道家强调领导者"有为乱之首"及处于成熟阶段的组织的危机预防;兵家强调对信息的系统搜集。在危机处理方面,儒家强调"不仁则失";法家注重运用激励约束机制;道家注意到在危机中的机会;兵家强调信息管理及对危机的快速响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主动制造危机,创造机会。     

汉魏六朝道教的孝道

汉魏六朝时期道教的孝道问题是一个受到儒、道、释三教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道教的孝道充分吸收了儒家的孝道伦理思想,使孝成为道教的基本宗教伦理规范。同时,道教孝道也体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为六朝以后道教伦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孝道的贯彻方式上,道教通过强调“孝”的必要性,在仙道中注入了“德”的内容,改变了纯粹修道成仙的个人利己倾向;在孝道的内容上,道教孝道只是在整体上认同儒家孝道,当某些具体细节与道教的宗教追求出现矛盾时,道教开始区分教内外孝道伦理义务之别。道教的孝道伦理还是一种在整体思维模式下协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更为科学的生态型伦理。     

从嵇绍之死看中国古代的忠孝观

西晋时 ,嵇绍在其父嵇康无罪被杀后 ,经山涛推荐而入仕 ,后在“八王之乱”中因护卫晋惠帝而死 ,从中国古代的伦理观看 ,其仕父仇为不孝 ,而其护帝殉难又为忠臣。这种忠而不孝的奇特现象 ,从他死后 ,便引起了人们对其行事的不同评价。从这种评价中 ,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中国古代的忠孝观、忠孝关系及其发展演变有所了解。     

家与国的张力——陈独秀早期家国观的伦理阐释

近代以来,传统家、国的价值关联受到质疑,爱家是基于生物本能的自然情感,爱国则需要理性的关照。陈独秀提倡理性的爱国,在化应然（伦理）为自然（情感）的过程中,已经社会化了的伦理通过去社会化,回归到自然的源始状态,家（孝、节）、国（忠）走向统一,爱家与爱国的统一获得了合法性的存在。     

唐代省亲诗的忠孝观念

省亲是归家探望父母的礼俗。唐前省亲诗仅表达了个人思归的家园情结。唐代省亲诗则反映了唐代官员、士子、僧人等社会群体的省亲现象,及这些省亲群体的忠孝观念:官员省亲诗表现了唐代官员"忠大于孝"、"孝大于忠"或"忠孝两全"的不同伦理观念;士人省亲诗体现了科举士子扬名显亲的至孝观念;僧人省亲诗蕴含了中晚唐僧人、士大夫"孝能通禅"的思想。     

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

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包括孝之情和孝之礼。汉代对孝道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化改造,注重忠孝一体。魏晋名士在儒道合流的背景下对于孝道思想进行了反思。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发挥孝之情的重要意义;竹林名士阮籍、王戎分别以自己的守丧行为指斥孝之礼的虚伪和束缚;两晋名士融合孝之情、礼矛盾,将曾经尖锐的情、礼对立消融为率性尊礼。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论家礼中的政治意识及其政治作用--以《礼记》为中心

从<礼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家礼的实质就是将个人固定在家族的宗法关系之中,贯穿家礼的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等级思想,这种宗法等级观念对于维系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有重要作用.家礼的各种仪式都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家礼的核心观念孝,与政治伦理忠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古代家国同构的历史事实,齐家就可以治国.家礼培养的是孝父尊君的社会观念.     

"养"与"弃":民众孝亲伦理观念试析--以耿村民间故事文本为对象

“养”与“弃”是民众孝亲伦理观的核心问题,它是由农村的生产实际造成的对血缘关系的依赖而产生的伦理问题。本文通过民间故事文本,分析民众孝亲观念中蕴含的“孝与非孝”的伦理矛盾及其复杂的表现形态。“行孝”所面临的威胁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即极度贫困的生存条件和极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一种是内在的,即子女成家以后情感重心的转移。在终极境况下,民众以互惠的劝孝方式来消解被弃养的风险。这种伦理诉求与儒家的孝道伦理在观念和实践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儒家“忠孝”伦理及其现实性探微

儒家忠孝伦理以“亲亲”与“尊尊”的宗法血缘为根据,把中国古代社会维系成为组织结构有序、行为进退有度的家国同构模式,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而伟大的性格。时代剧变,社会环境迥异,儒家“忠孝”伦理精神所指向的对象与所承担的功用应创造性转化,使之由重单一的忠君孝亲向多维度的社会对象开放,由偏重情感无私付出向行为主体多层次的责任与义务意识转化,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崭新的光辉。这既是对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肯定,也是对不完美道德现实的增益。     

皇侃孝道伦理研究

立足于儒家自然人性论,皇侃认为孝具有自然亲爱、利人惠他的特性为仁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部分。由行孝推广至行仁,故孝行具有"仁之本"的本质及"百行之本"的地位;其内容不仅包括事亲的行为,也涉及以"孝友为政"的风政教化,将家庭伦理层面的个体行孝与国家伦理层面的忠君思想相结合。因此,皇侃孝道伦理典型反映了南朝玄学流宕、三教盛行氛围中儒学发展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