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探究

修改<环境保护法>已成为目前中国环境立法的紧迫任务,确立科学的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则是完善中国环境基本法的前提.该文在考察了一些代表性国家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条款的基础上,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条款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核心且日益多元化.文章具体探究了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两大层面,即价值性目的和工具性目的,总结了各国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条款的共性和特性,进而根据中国环境立法和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提出重新设计中国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条款的设想.     

对环境保护法修改的理性思考

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环保领域的基本法。随着环保领域各单行法的制定和修订,环境保护法的缺陷表露无遗:内涵缺位、形式错位、制度滞后。环境保护法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其基本法的性质要求对环境法律进行整合。西方发达国家都成功地进行了整合性的环境立法,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共通原则制度已经确立,立法技术渐趋成熟,所有这些都为环境保护法修改提供了可行性。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存在政策法、环境法典、基本法三种立法模式。相比之下,基本法模式是环境保护法修改的必然选择。     

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实施效果与历史局限性

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制定于20世纪60年代,作为国际上最早出现的环境基本法,它在环境保护理念、制度和程序构建等方面有突破性的规定,至今仍能体现立法者的前瞻性.该法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实施历程,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众参与、政府综合决策等方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为后人研究环境基本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活标本.     

从立法体系性看《环境保护法》的修改

《环境保护法》自启动修订一来,历经数年,一直纷争不息。依据《立法法》,所有立法都必须遵从规范的体系性要求,以确保立法的体系性和一致性。环保立法也应遵从规范的体系性要求。而在规范体系性要求中,基本法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环境保护法》及其修正案(草案)都不符合基本法的性质定位,无法满足《立法法》规范体系性的要求。因此,制定环境基本法,重构环保法律体系,是唯一选择。     

可持续发展立法研究

环境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两大主题,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有关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规则或制度的总称,其基本原则包括生态原则、节约原则和公平原则.环境法、经济法和社会法是可持续发展法的三大主干.近年来,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加大了可持续发展立法力度,建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我国也出台了一些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初步建构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法律框架体系.我国可持续发展立法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可持续发展入宪或制定可持续发展基本法,同时加快环境、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立法进程.     

日本《全球气候变暖对策基本法》(法案)立法与启示

日本《全球气候变暖对策基本法》(法案)进一步在《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的基础上,就立法目的、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企业和国民的职责、基本原则、重要措施、中长期目标、基本计划、基本政策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日本《全球气候变暖对策基本法》(法案)的立法经验,对我国正在着手进行的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在立法模式定位、立法框架与内容定位、与中国现有相关立法关系定位以及基本制度与措施的定位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环境法的立法价值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环境立法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环境法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作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无论在我国的环境保护还是在环境法制建设中都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随着中国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这部法律需要进行全面修改,才能适应我国解决新型环境问题和全球环境治理的需要.在修改之前,只有首先确定立法的基本价值定位,才能确保法律修改的合理化和科学化.     

关于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几点思考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法”)的基础上修改制定的,该法实施16年来,对于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科学发展观和新的环境保护理念的提出,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关于环境保护的思想、原则、手段和方法。1.提升《环境保护法》的法律地位环境基本法作为综合性环境资源保护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全面的、长远的、普遍的和根本的指导意义。应当将环境保护法纳入基本法律的范围之中,由…     

再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立法权

中央出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任,在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通过第23条将国家安全立法权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却迟迟未完成该项立法,导致对香港社会存在的有损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言行无法进行有效惩戒。在此情况下,全国人大可以凭借宪法第31条赋予的监督权和立法权,收回《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的授权,径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专门性立法,这种立法与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不同,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无须列于附件三,而是可以直接实施。     

英国国家档案法律体系概述

作为英国国家档案法律体系基本法的《公共档案法》,以及在此基础上与档案法律体系相关的《信息自由法》《环境信息条例》和《数据保护法》三部法律,代表了英国国家法规体系的特色,即单行法、大法官责任制、移交机关召回制、费用明确、信息专员制度以及注重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六个特点。     

论我国环境公民诉讼原告适格制度的构建

环境公民诉讼或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公民、环保团体、政府等任何社会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任何法律实体,为保护环境公益,针对环境破坏者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起的诉讼。环境公民诉讼以公民环境权、环境公共信托、人民主权等理论为基础,在美国立法中逐步确立了公民诉讼条款。环境公民诉讼还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和充分的司法实践基础。我国应通过借鉴、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的先进立法,修改完善现行的法律制度,逐步构建环境公民诉讼原告适格制度。     

中亚区域合作——环境保护的理智选择

中亚地区环境保护区域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始终没有建立起将环境问题列为其重要职责的区域性组织，无有关环境保护的原则性或指导性、框架性协议，公众环境意识普遍不够高。中亚地区可以借助上海合作组织，通过细化和深化区域合作实践，提高环境保护法治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研究

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单一的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观点不符合侵权法的内在要求和环境侵权的司法实践.从侵权法的理论和世界各国的立法、判例和学说来看,在环境侵权领域应是同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该文从传统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理论入手,立足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分析了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并对我国的相应归责原则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对我国环境税制及其配套政策设计的思考

利用环境税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已被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文章客观地分析了我国现行环境税费存在的问题,适时提出了环境税制以及配套措施的设计方案。     

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国际借鉴与问题探析

本文在对我国环境民事纠纷处理的现状进行分析后发现其存在之缺陷，比较国际上在环境民事纠纷处理上有先进经验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立法实践和制度构建，借鉴其先进的经验，针对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现状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提出法律对策和建议。     

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纺织行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纺织行业的比较优势是依靠未完全实现环境成本内在化而实现的。如果贸易各国实行环境成本内在化，那么我国纺织出口部门的比较优势将发生改变。环境成本内在化影响了各国贸易竞争力，改变了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纺织行业为例，实证说明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影响。     

环境民事诉讼制度研究

与传统的民事诉讼相比,环境民事诉讼具有诉讼主体广泛、损失计算复杂、诉讼时效长等特点。美国和日本的环境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比较成功。我国在环境民事诉讼方面还存在着法律规定不明确、诉讼主体范围狭窄、诉讼时效期间过短、赔偿范围小等不足。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环境民事诉讼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环境民事诉讼制度。     

环境美学的伦理维度-以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为核心

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密不可分，伦理维度是理解环境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视角。阿诺德·伯林特的环境美学关注很多现实的环境问题，表现出深切的伦理关怀和环境伦理意识。尤其是他主张发展一种环境批评，这意味着环境美学理论也可以发挥干预社会的功能。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之环境司法功能抽绎

《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为司法专门化理念、衡平性司法理念、预防性司法理念、判决优先理念等环境司法理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从制度设计来看,《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的大量管制性条款为环境司法的运行提供了准据法依据,其中诸多条款构成了环境司法的特有制度支持系统和环境司法运行的合理期待。从环境法治效果角度考量,建立超越《环境保护法》修订案的环境行政与环境司法联动机制将是实现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环境法的修改与历史转型

我国可以新制定一部环境基本法或修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环境基本法,以实现环境法的历史转型.环境基本法的修改坚持国家生态安全与公民生态环境生存权相结合、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结合、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国家干预与公众参与相结合、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相结合等原则.环境基本法的基本框架应包括总则、政府环境保护管理的组织体制与决策机制、环境法基本制度、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损害救济、附则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