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与新时期话语建构——评赵稀方《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

赵稀方的《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突破了一般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开创又一新的方向。全书借用赛义德"理论旅行"的理论,注重翻译文学在中国新时期话语建构过程中担当的重要作用,考察了西方文化、文艺思潮在经由翻译进入中国新时期历史文化场域的具体环境中所遭遇的移植、转移与再创造。翻译事实上主要是由中国内部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反映了中国自己的文化选择和内部的文化冲突。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评王晓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

王晓初的近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它以文学现代性为价值维度审视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学演变及其美学品格,建立了一个自足的文学史框架,在写作视点、编撰体例以及文本细读上都有新的突破,是一本有着自己学术特色和价值的文学史著作。     

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设

中国文学研究界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国内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才能真正走上亲近与尊重国内各个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包括：完善知识结构，补充历史书写，提升学术基点，丰富科学理念；需要从科学和政治两个层面，讲清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完成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学术理念的转化，此任务业已历史性地落在当代学人们的肩拳。     

民国教育视阈下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从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说起

在中国现代文学关于民国教育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中,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是无法绕开的一部重要作品。叶圣陶正是通过《倪焕之》对民国政治、民国教育以及在此历史大潮裹挟下的个人命运进行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展现了历史蜕变的艰难历程。在《倪焕之》这部小说中,叶圣陶在民国教育视阈下对女性困惑和代际冲突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不仅使其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文学魅力,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一个基本范式。无意于成为作家的叶圣陶,却开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先河,成为中国文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存在,其内在的缘由值得深入阐释。     

叙事传统与中古史传文本的文学史研究意义

本文以如何面对传统为议题,探讨史传文本的文学史研究意义。在传统文学史学的谱系里,史传文本是文学观念的一个风向标。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提示我们,传记文本自身除了具有文学价值以外,还具有文学史和文学观念史层面上的研究价值。史传中的文学史图景渐次清晰,文学史家本着当代书写理念的某一种叙事话语可以从中采撷资源展开重构,文学图谱就会愈加清晰,在文学传播场域中也会渐次形成新的书写维度。在文学考古中如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成为一项学术使命,只是这里的"重绘"很难复现过去的文学图景,只是以现代学人的学术理念来更新既有的文学史图景,文学地图的重绘是学术全球化视野下的必然选择,也能够体现出重绘者的叙事能力。     

文学史与考证学

考证是清代学术中研究历史文献的基础方法。近世学者用于研究古代文学,使文学史研究成为一门兴旺的学科。在文学史研究中,考证从属于文学史研究基本任务,为历史地解析作品、建构文学的历史系列提供基本依据。考证重在证据,思维也起着重要作用。     

胡适文学史书写的叙史策略和现实诉求

胡适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种"但开风气"的叙史方式——以呼应时代主题、推助现实社会变革的目的诉求对文学史进行"合目的"的建构。胡适为文学叙史背后始终有着文学史为时而著,治文学史以干预现实的目的。他把历史进化观念融入文学的进程,把"当代思想"放在白话文学逐渐演进的历史中展开,使中国文学的历史形成了伴随社会变革而朝向更进步、更现代的开放性结构,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史书写实现了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相互转化。     

略论文学史上的1912—1919

1912-1919年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时段。1912-1919的文学发现了"个人"与"平民",具有浓重的悲剧意识。还原1912-1919年文学的真实面貌,对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扩大中国文学版图 建构中国佛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编撰刍议

中国佛教文学史就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佛教实践即佛教修持与佛教弘传过程中产生的文学的历史,就是用汉语、西域胡语、藏语、蒙古语、傣语等语种写成的大中华佛教文学的历史。"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应该禀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教派史视野,全面清理中国佛教文学的历史进程,并进而提炼民族精神、建构宗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特别要关注印度佛教在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进程以及汉语佛教在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在民族互动和国际交流中探讨宗教实践对社会和谐、文明演进的重大贡献。     

论《新青年》的翻译文学

《新青年》是我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刊物。它是应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需要而创刊的。从翻译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新青年》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第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用白话进行翻译,为传播新思潮,提倡新文学服务的翻译阵地。也可以说《新青年》的翻译文学是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历史的肇始。     

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途径：从史料工作做起——兼谈“文学史料研究专栏”创办的意义

通过具体分析与鲁迅、郭沫若、高长虹有关的史料情况可以得出结论,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为了写出一部较为真实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的文学史,史料工作必须先行,并且应以全新的眼光系统整理现代文学资料.在繁荣学术、引领和推动学术创新等方面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学术期刊,应该在这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的"文学史料研究专栏"的创办,进一步预示着史料工作的春天即将来临,也预示着人们正在走向一条能够写出一部较为真实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的文学吏的道路.     

外国文学史教材的撰写与学术承担

如同高校其他教材一样,外国文学史教材也是量多质次,其内在的原因在于撰写者的理论误区。撰写者应该承担起文学史教材的历史义务和学术责任,应该具有明确的学术意识,自觉建构文学史理论体系,追求多样化的文学观与研究方法,合理运用比较文学观等等,这样才能使文学史的研究和教材撰写真正成为有价值的学术创造,成为学术繁荣的有生力量。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一个"最大公约数"的理论契约--关于"重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理论思考

中国现代小说史"历史客体"的"虚构性"、"差异性"与"流变性"并非分析述史对象的终极法则,而是一种"重建"历史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当前策略".作为当前一切"重写"与"重评"的主导原则及其操作方法,结构观念的"开放性"、情节手法的"本体路线"与话语方式的"兼容"原则正是迈向中国现代小说史"巨构"之作的真正起点.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中共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是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探讨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既能深化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能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的关系提供历史的论证和学理的依据。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探讨作为政治团体的政党组织对促进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和发展的作用;二是党的部分群体和个体成员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现代学术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其他学术流派之间的关系。     

世界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国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必须进行改革。在世界近代史研究工作改革中,要明确“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拓宽研究内容;深入探讨重大课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多种多样的成果表现形式,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同时,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要进一步加强,教材编写要不断创新。     

试析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三个“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编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重写的冲动和焦虑仍困扰着当代学人，一些学者执著地寻求新的学术突破。要切实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重写，应做好“重读”、“重释”、“重建”三件事情。“重读”意在发掘被遮蔽的新史料和作品，它能加固文学史研究的根基，是重写文学史的基础。“重释”旨在赋予已有史料以新的内涵，它能使研究者在新的视野下重构历史，是拓展、丰富文学史的重要手段。要达到此目的，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崭新的理论视野和多值的思维方式。“重建”是指充分整合既有的研究成果，扎实地建构文学史研究的学理体系，它的达成需要做好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准备。     

历史三分法与中国历史哲学

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视阈入手,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对“历史”有一种三分法,即史事、史文、史义,其中史义即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同时,史义包含有“历史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两部分内容。史义与西方历史哲学存在着一些重大差异。     

构建科学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学术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仍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探索建立中国现代史的新的学科体系已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必需。中国现代史学科必须厘清中国现代史的思路、主线,应给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以恰当的历史定位,不能忽视北洋历史的研究及对北洋时期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必须深化和拓展抗战史研究领域。如何认识国共两党关系及其改造中国的不同方案,是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关键。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应坚持史料第一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原则,历史的连续性、国际性和现代性的原则,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情感性和现实性统一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