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柯的"过度诠释"在文学解读活动中并不存在

泛泛而论,“过度诠释”之说是有其道理的,但从《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来看,无论是艾柯立论的方式还是具体论证过程都有着明显的错误,其错误主要在于:将生活本文诠释、科学本文诠释与文学本文诠释混为一谈,从而抹杀了在文学解读过程中不可能撇开其第一阶段———文学欣赏阶段的丰富多采的感受、想象和联想所带来的结果这一根本特点,从而也就忽视了在文学解读活动中根本不存在的“过度诠释”的问题。     

明代《西厢记》的评点系统

明代《西厢记》评点本达 2 0多种 ,它们有三个系统 :一是“李卓吾先生批评”系统 ,该系统又可分为三个小的系统。二是“徐文长先生批评”系统 ,除了《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西厢记》有新的批语外 ,其余五种“徐评”本内容相近。三是“糅合—考订”系统 ,以汤若士、沈伯英合评本和凌蒙初本最有代表性。     

《彖传》诠释对《易经》的哲学突破

《彖传》之所以能在诠释《易经》的过程中实现“哲学突破”,关键在于它创建并运用了新的适当的诠释方法,即诠释卦象以为先导、诠释卦名以定基调、诠释卦辞以明义理、揭示文本隐含诠释空间以引申义理的诠释方法。而《彖传》诠释对《易经》“哲学突破”,主要表现为它立足时代前沿,在诠释过程中建构起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的哲学理论,即“天施地生”论、“顺天应人”论、“与时偕行”论、“刚柔皆应”论。     

从《关雎》看诠释主体在经学诠释学中的意义

诠释主体的确定对意义的生成具有极重要的限定作用,在此层面上经学家对《关雎》的解读是非常完善的诠释。不论是《毛诗正义》还是《诗集传》,都将文本还原为有诠释主体的在场言说,由此说明了诠释主体问题在经学诠释学中的重要意义。     

吴廷华《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乾时期“兼采汉宋”学风的礼学思潮下,吴廷华顺应和张扬这一治学风尚,其研治《仪礼》在以郑玄注和贾公彦《仪礼注疏》之说为主的基础上,又广泛吸纳往哲时贤的训释成说,从辨明诠释是非入手,结合自身的诠释思考与理念,形成新的训释结论,广综博取特性鲜明。《仪礼章句》体例划一,着眼于简明疏解《仪礼》本经,在离章析句、校勘、释音、仪制训解等方面,皆形成了自身的诠释特色,为乾隆前期《仪礼》学的传播,发挥了其他著作难以替代的“学礼者阶梯”作用。     

释“龙”：中国人的祖灵图腾

本是作《字孝古学》书中释“龙”一节的引言部分，作为中国人祖灵图腾的龙、其象征性标识已深入到世俗民情及其皇权崇拜，但龙图腾的依据究竟是鸟、马、蛇还是“图腾合并”（闻一多），却众说纷纭，作认为，图腾的发展是繁殖衍生性的分裂而不是所谓的“合并”（作相继考证了“鳞”，“茏”，“葱茏”等字的古意及与龙的关系，本略，周清泉先生《字考古学》已于2002年10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窦娥冤》是元杂剧中的典范之作

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是臧懋循根据当时民间流传的“坊本”选录,传刻过程中少有染指,今本是忠实于原著的。结构上四折加一个楔子,全剧概由旦角窦娥一人主唱到底,严格遵守元曲体制,而且戏剧性很强,语言本色。无论是结构形式,还是表现技巧,《窦娥冤》都堪称元杂剧的典范。     

朱熹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以体用一源思想为视角

朱熹继承和发扬周敦颐、二程体用一源思想,既突出体用的同源与无间,又强调体用的不同,并将其贯穿于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之中。一方面,他分别体用释仁,强调仁是体,其逻辑理路为：性是未发,仁是性,仁是未发,未发为体,仁是体;情是已发,爱是情,爱是已发,已发为用,爱是用。仁作为体,与为用之爱层次有别。另一方面,他强调仁兼体用,突出仁之体用不离,“全德之仁”统体用,“专言”之仁兼体用。朱熹以体用一源思想进行仁的体用诠释,既驳斥了二氏“体用殊绝”之截然两分体用的思想,警惕了其不良影响,也对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回应,彰显出坚定的儒学立场和现实关怀,推动了理学的全面建构。     

释《毛传》中的"病"--兼论传注与字书的关系

《毛传》有 2 1个字词通释为“病” ,虽然它们都具有“病”的语义特征 ,但并非等义词 ,各有自己具体的指称对象。从《毛传》等传注来看 ,传注与字书既有区别 ,也有密切的联系。传注不仅释大义 ,也释概括义 ;传注的释义不仅是字书释义沿袭的主要依据 ,而且所释语句也往往成为字书证义的主要例证 ,并体现了字书的时代性特征     

评析《围城》翻译中的文化诠释

诠释是文学作品翻译中常用的方法。《围城》小说翻译中 ,使用了较多的文化诠释 ,在完整把握原语语言形式的同时 ,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 ,确保原作的艺术性和审美性。文化诠释是本小说“异化”翻译成为可能 ,也起到了填补译文读者认知文化图式缺省、调整译文读者认知文化图式的作用     

试论黄榦的《丧服》诠释

作为两宋礼经学创发新义阶段的一部代表性著作，黄榦所著《仪礼经传通解续》虽然不以文字考证为主，但却重新整合了《仪礼·丧服》篇的经《传》《记》礼经话语体系，力求打通“五服”条文之间的服制关联性。作为一部纂集体著作，该书采用纂集重构——以结构为基础的诠释策略，通过新的礼制类目的确立，构筑了《丧服》篇礼文诠释的几大主体内容，即《补服》《丧服变除》《丧服制度》《丧服义》等诠释模块。受南宋时期礼文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影响，黄榦编纂《补服》《丧服变除》等部分礼文，依赖的文献主体仍然是以《礼记》一书为主，同时也兼及少数其他经学著作。从小注部分的注释编排情况来看，黄榦的丧服礼文诠释更多呈现出一定的继承性，保留纂辑了大量汉唐注疏及陆德明《音义》的诠释材料，创新性较少。     

训诂二则

《孟子·梁惠王上》“乐岁终身饱”及《庄子·秋水》的“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二句，近年一些学者对之提出了与传统训释不同的看法，未能形成定论。本文仅就以上二例的训释，简要谈谈一些认识，指出关于“终身”及其“大方之家”的传统训释仍旧有其可靠性，无须标新为说。     

《醒世姻缘传》中的“把”字句和“将”字句

《醒世姻缘传》是用山东方言写就的清初白话小说之一,其中有大量的“把”字句和“将”字句,它们是处置式的主要类别。从两种句子数量悬殊的现象来看,清初时期,“把”字句作为一种新兴的语法旬式,在白话小说中有很强的生命力,而“将”字句书面语意味较浓,因此其处置用法逐渐被“把”字句替代,从书面语中日渐退却。对《醒世姻缘传》这两种句式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问世年代稍晚的《红楼梦》中处置甸的研究提供参照和借鉴。     

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

正史“西域传”从严格意义上说始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按“国”立传、记述诸国之先后取决于各国在交通线上的位置的体例均由班固开创，而为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遵循。出于唐人之手的《晋书》、《周书》、《梁书》和《隋书》等，则不再沿袭此例     

高考作文冲关——发展等级之“丰富”

“材料丰富，论据充实”是作文发展等级、“丰富”评价标准中的前两句话。《考试大纲》指出：“材料丰富，是指内容丰富，是在基础等级内容充实基础上的更高一层的评价标准”，     

宪政：大势所趋

2012年12月4日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凑巧的是。2012年也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100年。因缘际会。人心思法。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人们关注宪法,讨论宪法。回溯历史,考量当下,“宪法”、“依宪”、“宪政”、“法治”等词语,又一次得到新的诠释和表达。     

《毛传》释义条例补述

前代学者对《毛传》释义条例的探求,做过大量工作,他们的阐发非常赡富。我在这方面也想作些努力,平时温寻经传疏注,发现有些类例好象前人还未谈及,就把它记录下来,辑成下面几条。现不揣冒昧,献给海内贤达,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传》文单字不是释《经》文单字,而是两字连读以释《经》意《大雅·绵》;“捄之陑陑”,《传》:“捄(?)也。”按,捄为捊,(?)为器名。《传》不是释捄为(?),而是捄(?)连读,即《笺》所申说的“捊聚壤土盛之以(?)。”《大雅·大明》:“会朝清明”,《传》:“会甲也。”孙毓误读作“会,甲也”,并以此讥弹毛不应以“甲”释“会”。实则《传》是会甲连读,补出“会”的宾语。孔颖达了解     

海德格尔论“我思故我在”

通过将“思想”理解为表象，海德格尔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解释为“我表象故我在”，并揭示了“我思故我在”隐而不显的存在论意义。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了主体，存在者之存在意味着表象着的主体的被表象状态，真理成为了表象之确信。海德格尔还考察了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并将笛卡尔把握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奠基者。海德格尔的重释是在“存在历史”框架下进行的，是其克服形而上学的重要步骤。     

论孔颖达的《丧服》制度礼文诠释

唐代以后,《丧服》制度及其礼文诠释进入一个集成式发展阶段,颇具超越前代、重构新局的宏大气概,孔颖达《礼记正义》便极具代表性.考察《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相关诠释可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继承并发展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丧服》学诠释的众多成就,无论是诠释涉略面、诠释理路、诠释体式的选择,还是对此前各家经文诠释纷争见解的选择,都彰显出礼文诠释的独到之处.在《丧服》制度及其礼文的诠释过程中,孔颖达持有自己的诠释出发点和《丧服》制度弘旨观;在疏通申解《丧服》制度礼文及其郑《注》的过程中,他又继承延续并创新性地发展了前人诠释焦点、诠释方法等方面成果,形成一整套独具个性化的诠释理念、诠释方法与诠释特色,对唐代乃至此后《丧服》学的诠释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诠释之度与翻译之界——“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翻译与诠释均以意义问题为核心,是融合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有机整体.在解构主义的思潮中,翻译与诠释领域出现了“过度翻译”与“过度诠释”的现象.艾柯关于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论述以文本意义为中心,分析诠释过程中“作者意图”、“作品意图”和“读者意图”三者之间的矛盾与联系.这一思想给予翻译研究重要启示.全面系统的翻译研究应以“作品意图”来限制译者诠释的限度,综合考量翻译内外各项主客观因素,避免“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产生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