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的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本文对中国县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会找到解决之道。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一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文章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中国式分权、引资竞争与地方债务规模——基于空间关联视角

中国式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事权责任,面对收支失衡的财政状况,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债务来满足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受地方政府不合理的投资行为的影响,地方债务问题日益突出。运用Moran指数等空间分析工具,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式分权与引资竞争对地方债务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式分权、引资竞争及地方债务规模均呈现出空间相关性,在省域间形成了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与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式分权与引资竞争是造成地方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在考虑要素空间流动的关联效应后,中国式分权与引资竞争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债务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从合理匹配财权与事权、完善政绩考核与监督机制、配套推进债务重组入手,将地方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省以下政府间关系研究述评：维度、主题、难点

省以下政府间关系是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既有的研究形成了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在纵向维度的研究中,学者们探讨了纵向关系的结构、分权化、集权、利益博彝等主题。在横向维度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心的是府际协调与冲突问题,当前省以下政府间关系研究的难点有：地方政府双重身份的矛盾;政府间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关系;省以下政府间关系的背景及发展方向。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四川省138个县(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基础上,采用四川省县级数据对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尽管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但由于地方政府官员自身利益需求,地方政府更愿意将财政资源用于经济领域而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导致了中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在县级层面变现更为突出。因此,政府应该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既考虑财政的均等性同时也要注重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通过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及建立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并改变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以保证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我国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下的农村公共财政

对比分析1993-2008中央、省、市、县乡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发展趋势,发现农村公共财政薄弱。同时,短期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政治激励的主要指标,诱使地方政府官员把有限的农村财政资源投入“单程晋升锦标赛”中,更弱化了农村公共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求真务实,务求实效,完善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制度,加强农村公共财政：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加大农村公共财政投入;规范财权与事权,完善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规划功能区域,改革考核选拔激励制度。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以下的实证分析

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财政分权是财政改革中上下级政府财政权力分配的测度.从省级以下层面看,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以1985-2006年省级以下市(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从中央集中控制向完全分权的财政制度转变,将使经济增长率提高9.2个百分点.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是显著区别于先前诸如财政分成和财政包干的改革,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它更有利于加速经济增长.财政分权的正效应并不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所得的,而是使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用于效率更高的地方,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关注的是为何要实行财政分权,如何分配众多的财政职能.而现代的财政分权理论则侧重研究财政分权的制度设计,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对政府行为的正向激励作用.我国的财政体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划分和行使还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应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财政分权制度,清楚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建立科学、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效率和效益,促进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基于DID模型对中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评价——来自吉林省的数据

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是财政分权模式的新探索,也是对财政放权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创新。运用DID模型考察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吉林省县域财政及县域经济的影响,发现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的影响显著,但由于财政支出更多地流向了政府人员开支等消费性支出,而没有带来县域经济的发展;省管县财政体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各县财政激励效果较弱,财政收入的努力程度较低,省对县的财政支持导致了县乡对上级政府的依赖加大,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中国式分权、标尺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实证

文章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架构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利用198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分权在样本区间内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正效应,但跨时与区域差异明显。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阻碍了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在东部更加显著,模型加入政府膨胀程度、城市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后,回归结论保持稳健。另外,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受宏观经济政策驱动明显,但是这种驱动力正在减弱。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污染门槛效应的视角

基于财政分权下政府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策略博弈,从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产业引导与产业自身调整间的非合作博弈的发生、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异质化效应,并应用2004—201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环境污染程度较低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环境污染程度较高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财政分权主要通过税收竞争与财政环境补贴和支出双重路径影响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借此,对在区域财政分权背景下动态调整区域财政体制与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我们利用省级数据来估算中国自８０年代开始的财政分权在经济增长上所产生的作用。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同时期其它各项改革措施的影响后,财政分权提高了省级人均ＧＤＰ的增长率。这与财政分权可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假说一致。另外,我们还发现农村改革、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以及资本积累也推动中国经济在过去２０年里迅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财政分权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

构建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数理模型,从理论视角阐述由于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在对本地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效率损失,实行地方财政分权比中央统筹统分的财政集权更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验证模型结论,指出实行财政分权可以有效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且财政分权对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施效果存在显著地区差异。通过进一步考察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人均经济增长率、金融市场环境、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而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