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南宋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最初从众的参与心理逐渐转变为一种矛盾的怀疑态度;二是自书院讲学开始,由对科举的不满逐渐发展到对其进行不断地批评甚至抨击;三是在其晚年的思想成熟时期,在认真批判科举制弊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至于朱熹离世百余年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中的消极影响,既是他生前不曾预料到的,也是与他倡导改革科举制的主张相违背的。     

再论科举文献与科举学

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广义的科举文献还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科举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自成体系、具国际性、命运多舛.科举文献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其命运也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废为宝的转换.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专学得以逐步成为显学.     

科举观:科举学研究的新视角

科举观体现为人们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它潜在而长久地影响着人们对于科举考试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在科举制度的历次变革中,不同社会阶层的科举观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科举观研究的价值集中地通过"科举观研究"与"科举学"的关系体现出来.20世纪科举观的转变表明,科举观念具有承传与变易的基本特征,同时个体差异、科举认识、科举属性等因素都对科举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今后一个时期,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将是科举观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     

美国的科举学

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西方,美国对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最多,不仅大量的论著涉及科举,而且有多种专门的科举研究论著问世。美国的科举研究内容丰富,最为集中的论题是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科举考试的公平性,以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美国科举学以实证研究和多学科研究为主要方法,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通过对美国科举学概况的述介和评析,可以看出西方科举学与中国传统科举研究的不同旨趣,并为中国的科举学提供借鉴。     

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参照互动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近代均遭受了彻底被否定的共同命运,但两者都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科举学与书院学都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学,也都需要进行理论的建构。科举学与书院学不仅可以互相参照,而且具有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科举学可以为书院学提供学术借鉴和理论支撑,而书院学能扩大科举学的研究领域和丰富其内容。科举学与书院学的研究可以为现代考试改革和学校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宾兴研究与科举学

"宾兴研究"是科举学的新兴研究门类。从科举起源来说,宾兴曾是广义科举制最早的源头;从科举典礼来说,宾兴礼的出现使科举典礼系统与科举制度分级相互呼应;从科举经费来说,宾兴既是政府财政性科举经费的统称,也是民间捐资助考经费的统称;从科举社会研究来说,宾兴作为古代教育第三部门,为研究者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综合性角度对科举社会进行剖析,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科举学的法律视角——以《钦定科场条例》为例

从法律的视角出发研究科举学,不仅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科举学的广博性特点,为科举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新的内容与新的研究思路,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科举制度的基本精神,实现对科举制度的客观与全面的评价.科举法所体现出的法律条文的完善与可操作性、重刑主义与分类治理的思想以及在法意与人情之间的矛盾,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脉络,也凸显了科举法制的基本价值.而科举法制与科举制度之间相互协调却又相互矛盾的双重关系,也引发我们深刻地反思法制建设与考试制度、考试治理的地位与关系.     

科举法与科举制度

从科举法的主要形式与内容出发,认为科举法设计了一套考官之间、考生与考官之间相互监督的制度,具有重视程序建设、相关规定严密而具体,具有可操作性、重视礼在科举制度中的价值,道统与法统相统一、公平性等特点。科举法与科举制度关系十分复杂,它是科举制度的护航者,但在一定情形下也与科举制度的目标相冲突。     

科举与北京书院的互动关系

科举与北京书院共存千余年,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北京书院因科举兴盛而起,因科举废除而终。在科举与北京书院的互动关系中,科举占据主导地位,主要体现为科举对书院教育的规范性影响。科举引领着北京书院的兴衰、发展方向、教学内容、考试内容,甚至考试程序;而北京书院则成为全国科举考试生源的来源地,许多书院生徒在此受到科举考试训练,并且由此荣登龙门,或成为官吏,或成为学者,为科举考试制度注入了活力,特别是在官学衰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唐宋制科盛衰及其历史教训

唐朝设立制科,科名繁多,以招揽非常之才,曾极盛一代。宋朝也置制科,却时置时罢,科名很少,又增加进卷、阁试,阁试所考六论专在记诵,而考题又刁钻古怪,故意艰难其选,在制度上变尽唐旧,结果极衰,至南宋已名存实亡。盛衰之间,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教训。     

金代皇室教育

金代作为十二世纪初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教育吸收汉民族教育模式,同时又极具民族特色。除了建有正规的汉、女真两大学校教育系统外,还有非正规的皇室教育形式,即对皇太子、皇子及皇室宗亲子弟的教育。其目的是通过教育将皇族宗室子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之人,以巩固女真政权。本文从金代太子师保傅教育,皇室教育方式、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等方面对金代皇室教育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考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是唐代史馆中两大不同的史官名称。考证清楚二者的区别,对了解唐代的国史修撰制度有重大意义。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科举文学与“科举学”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具有文学考试性质。科场试文与当时的文学密切相关，各种文学流派的升沉消长及文风变易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而科举文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又从另一个方面推动“科举学”走向繁荣。     

晚清王府的堂会演剧

自明初朱元璋赐词曲予王公贵族开始,王府就一直延续着演剧的传统。至清代,尤其在晚清时期,王府的堂会演剧更加兴盛。王府堂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由王府戏班表演,可自娱可娱宾,最具王府演剧的代表性;一种由传差来的职业戏班演出,主要用于酬宾。王府堂会演剧为戏曲演出史增添了一段辉煌。     

清朝宫廷制作黄铜技术与流传

本文依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研究清朝宫廷技术与流传。认为黄铜是清廷制作器物的主要材料。乾隆时宫廷造像规模盛大,北京成为供应蒙古地区铜佛像、供器的中心。过去有学者指出清朝将北京建立为藏传佛教信仰中心,而黄铜器物的制造与传播也反映了这样的趋势。由于宫廷聘用工匠众多,使铸黄铜技术流传于民间,甚至传播到西藏、喀尔喀蒙古等边疆地区,影响是很深远的。     

《登科记考》续考补

此文于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登科记考考补》考出76人之外,又据有关金石、碑文、墓志、方志等等,加以辑撰,再补录唐代进士科等27人,仅为"百不存一"补苴罅漏而已。     

论科举制遗风下中国课程人文再启蒙的必要性

文章旨在通过对科举制和儒家知识体系的纵向疏理,分析中国课程价值取向与文化品性的历史演进与特点,以及对当代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与借鉴,从而提出:当下教育所最为迫切的需求是中国课程的人文再启蒙。     

四夷馆与同文馆名称考

中国官方的翻译培训机构开始于明朝的四夷馆。本为东夷的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之后,四夷馆被清朝接收,但是,“夷”字被拿掉,又以鸦片战争为分野,先后改名为四译馆和同文馆。改名的背后或者有来自外族的推力,或者有来自外国的推力。然而,持久的推力是国内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因为人民利益才是变革的永恒动力,才是制度文明的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