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对佛教的态度

《莲社高贤传》所载陶渊明与高僧慧远法师等人结莲社一事虽与事实不符，但从中仍可反映出渊明对佛教态度的“通性之真实”。他不赞成放弃世俗生活的乐趣入山念佛坐禅，但并不排斥佛教的许多精义。他追求生活与心灵的自由自在，与后来的禅宗宗旨颇切合。由此观之，他的思想境界比慧远法师等人要高明得多。     

谢灵运未交游陶渊明探说

陶渊明与谢灵运是晋宋时期的两位著名诗人。晋安帝义熙八年四月,在谢灵运随卫将军刘毅至江州任职期间,二人本来是可以交游的。但因为谢灵运的“负才傲俗”,和陶渊明不主动“情款”,以及陶渊明对佛教的认识与慧远、谢灵运相悖等多方面原因,使这两位诗人绐终未能如唐代的李白与杜甫那样走到一起,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论净土思想对《桃花源记并诗》之影响

晋宋之际,佛教净土之阿弥陀佛信仰极为兴盛,生活在此时的陶渊明势必会受其影响。陶渊明与信奉净土思想的慧远、周续之、刘遗民、张莱民等交往,也会受其思想熏染。陶渊明所受净土思想之影响外化于作品,《桃花源记并诗》就是其载体。探索这种现象,对于研究陶渊明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韩诗文中的三笑题咏

据旧题晋无名氏所撰《莲社高贤传》载,慧远雅重陶渊明与陆修静,打破“送客不过虎溪”的惯例,“语道契合,不觉过溪,因相与大笑”。尽管不乏学者对这类逸闻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唐宋以来“虎溪三笑”不时出现在艺术家笔下,成为诗文或绘画中的有趣题材。这一题材也受到海东艺术家与文学家的关注,不仅引来丹青摹绘,还出现诗文题咏。他们或向往“一笑乾坤窄”的“千古风流”,或追究三贤是否“同调”,或解析慧远“破戒”之因,诸多题旨既可形成与中国相关诗文的参照,也可反映域外文学家对慧远等三贤的评价意见。     

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在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内外合明与究极境界,以及精勤修持与山林僧团六个方面,慧远都做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慧远根据印度佛教的义理、制度、律仪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礼制、儒道学说所做的佛教中国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试论慧远的形神观及其与政教观的关系

本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慧远形神观的主要观点：形有尽而神不灭,神可传异形,修习佛典可以摆脱形累达到无患。同时论述了慧远政教观的特色：在家尽“形敬”,出家尽“神敬”,两种敬统一于“神”。并指出二者的内在联系：其形神观是其政教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出慧远政教观的实质在于调和政教矛盾,归结点是“敬”,其形神观和政教观都是佛教中国化的努力     

陶渊明不为刘勰重视的原因

陶渊明在生前与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得名未盛 ,有诗学的原因 ,更有文化的原因。陶渊明以其独创之“新自然说”为基本立场 ,与流行之佛教及其学说发生抵触 ,学术上之未能“预流”,导致主流文化对他的漠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陶渊明不提只字 ,反映了他代表主流文化同时又身为佛门信徒的双重立场。     

谢灵运与慧远交游考论

谢灵运是晋宋之际的名士兼佛学家,慧远乃庐山高僧。谢灵运“志学之年”便崇拜慧远,发愿“希门人之末”,而且也曾游庐山,见慧远,为檀越,凿池筑台植白莲,应邀撰《佛影铭》。其庐山情结不为不笃挚,但“诚愿弗遂”,最终没有成为慧远的弟子。他与慧远的交往情形比较复杂和特别,若即若离的深层原因乃在于谢灵运诸端“心杂”的个性与思想特征。     

略论慧远的佛教护法活动及其意义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佛教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但是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为东晋佛教领袖的慧远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一系列护法活动,以调和佛教与社会的矛盾。通过慧远的努力,南方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使佛教文化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论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的结果最终只能指向“中国化”向度。在这一制度中国化的过程中 ,东晋的道安、庐山慧远及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禅宗的百丈怀海、天台宗知礼和遵式等等 ,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佛教仍然能够保持其主流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之时 ,佛教制度的中国化革新仍然能够遵循在“契理契机”前提下的“与时俱进”。而在元代之后 ,随着中国佛教逐渐“边缘化”与“民间化” ,中国佛教制度便同时背离了“契理契机”与“与时俱进”的原则 ,佛教无论在教义方面 ,还是在各种制度方面 ,都停滞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