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广东护法军政府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是近代中韩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当时未能发生实际的政治和外交效应。但是，这一举动在中韩关系发展史上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倡导的扶助韩国民族独立复国的崇高精神在以后的中韩交流实践中不断得到发扬广大，孙中山当年许下的一些诺言，也陆续为他的后继者不同程度地予以实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未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因，应从国际的、国内的以及韩国独立运动自身等多方面去分析，才能得出科学和客观的结论。     

中韩道教交流方式与特点研究

中韩道教交流可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交流方式。官方交流通常夹杂着明显的政治意图,民间交流则是纯粹的宗教文化互动。就现存文献记录来看,中韩道教交流以官方交流为主,民间交流为辅,但实际上民间交流也非常活跃。在两国之间的道教交流中,道教文化因素主要是由中国单向输入韩国,基本上没有出现从韩国回流中国的情况。道教传入韩国后虽未能发展成制度化宗教,却对韩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交流·沟通:全球化时代的中韩关系--纪念中韩建交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2002年11月初,青岛大学法学院韩国研究中心与中国韩鲜史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交流·沟通:全球化时代的中韩关系--纪念中韩建交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来自中韩两国80多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收到40余篇论文.     

试论汉字在韩国语言生活中的变迁——兼议“韩文专用论”与“国汉混用论”之争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加深刻,特别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韩经贸和文化往来更加密切。韩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大量使用汉字词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汉字在短期内不可能退出韩国的语言文字舞台。韩国社会需要面对的不是＂用＂或＂不用＂汉字的问题,而是要在坚持本国语言文化主体地位的同时,以平和的心态积极吸收包括汉字在内的其他语言文字的精华,丰富韩国语的词汇和表现力,更好地服务于韩国文化走向世界和中韩人文交流的需求。     

中韩经济关系20年回顾与展望

中韩两国自1992年8月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两国已互为对方重要经济合作伙伴。本文从贸易、直接投资和人员交流合作角度分析了过去20年来中韩经济合作取得的成果。展望未来,中韩之间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两国在增强政治互信、推进民间双向交流及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经济合作机制建设,特别是促进中韩FTA早日签署将为双边经贸关系深入发展提供新动力。     

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地缘文化因素探析——中韩关系视角下的考量

地缘文化是影响区域认同的重要因素。它作为构成综合国力的一种因素,直接影响着各国的对外战略。中国地缘文化,在韩国有几千年的影响,以此为突破口,加强中韩文化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是发展更深层次合作关系的必由之路。本文希望在中韩关系的视角下,通过探讨中国地缘文化在韩国的延异,分析中韩文化历史与现实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对我国制定对韩外交战略、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韩国医疗保障发展中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探析

韩国医疗保障的发展大致经历了非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分散医疗救助、国家主导下的分阶段建立医疗保险和社会环境大变化下医疗保障制度整合三个阶段,这期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韩国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体性、事大主义倾向、儒教文化、家族主义、政治社会意识等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促进了韩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迅速发展,也造成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困境:民族主体性为医疗保障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民众的诉求推动了医疗保障政策的发展;受事大主义倾向的影响,韩国多借鉴国外的医疗保险制度,并注意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儒教文化使得韩国在发展医疗保障制度时采取了差等适用政策;家族主义使得医疗保险主体为在职的男性工作者,同时将医疗负担寄托于家族或家庭,割裂了社会连带性责任,造成韩国医疗保险脱保和不纳保现象的发生;政治社会意识推动医疗保障政策实施的主体实现了由政府到民间的转换,造成了多元诉求下医疗保障政策的多变性。我国在发展医疗保障的过程中应注意汲取韩国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借助文化因素推行相关政策。     

文明对话：东亚人文交流的历史与展望——以中国与韩国的人文交流为例

中韩人文交流为东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前近代中韩人文交流以中心与周边的共同发展为基本模式，体现着互动与认同的发展原则、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并行的发展机制、共享资源与合作共赢的发展途径。近现代中韩人文交流通过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建立“互为主体，平行多元”的新型交流关系，具体体现为互为主体与共创未来、交叉互动与价值多样化、共享资源与深度合作等。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中韩人文交流经历了冷战时代的断裂和后冷战时代的多样化发展,尤其是中韩建交后，两国人文交流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进入新时代，中韩人文交流要总结历史经验，继承优秀传统，明确新目标，坚持新理念，探索新路径，构建新体制，积极服务于中韩命运共同体乃至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韩命运共同体”:对韩国舆论的分析

相较欧美舆论,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度较高,态度更为中立、积极。其关注动机有两点,一是对中国外交路线、中韩关系、国际新秩序探索、国际合作等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对文在寅政府依循该理念提出的"中韩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地区和平与一体化、加强文化价值传播、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等方面抱有期待,亦在"中美争霸"、新"天下秩序"、民族主义等多维度存有疑虑。为扭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韩传播时呈现的抽象化、单向化倾向,中国应重视该理念与韩国重点关注议题与主流价值——如"东亚共同体"、多边主义、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环境卫生合作等的话语对接,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刍议建交后中韩文化交流发展的动因

中韩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20世纪40到90年代,曾因为历史原因而受到阻碍,但中韩建交后,这种局面很快得到了改善。本文拟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民间交流等方面来对建交后中韩文化交流发展的动因作一简要探析。     

文化的守望：“东方文化派”的民族主义关怀

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关怀，应该被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理解。在面对20世纪初年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时，“东方文化派”认为能够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最终只能是民族自身的传统价值。因此，他们提出以复兴中国文化来振兴中国民族。这一文化民族主义的运思，的确反映了国人克服民族自卑，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现象，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     

2011年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利比亚等国的变局表明,强权政治仍处于强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仍处于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这势必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国的国际环境、政治和制度安全。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恶化了我国周边环境,使南海等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中国应进一步调整战略,积极应对:紧紧把握国内、国外发展两个大局,努力为国内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综合运用我国的实力和优势破解外交难题;充分利用、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强化我国的战略支撑;逐步完善对外关系的多元表达机制;适度加快国防建设,强化周边防卫力量,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中日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及其克服路径———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

中日关系仍系既脆弱又棘手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这是因为影响两国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迄今尚未克服,诸如部分日本政要尚未像德国政要那样正视侵略历史、日本国民尚未全部走向觉醒、中国尚未完全崛起。对此我们宜从四个方面入手,加快中日民族心理和解进程:通过加大对日宣传力度和改变对日宣传基调,努力推动日本国民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通过密切和充实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接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既需摆脱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后续影响,也要避免滑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应着手"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为国家对日外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盛宣怀实业实践及思想评价

盛宣怀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骨干,创办并经营了众多推动中国近代化起步的洋务企业,培养了大量中国近代化必需的技术人才,表现出克艰历难奋勇求实的无畏精神和把握机遇理智图强的理性民族主义。在关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铁路修筑方面,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思想也是富有远见历经考验的。     

梁启超、梁漱溟文化民族主义比较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梁启超与梁漱溟以儒生的忧世情怀和担道意识,衍生出对民族前途和文化走向的深情关怀。随着国内外形势和自身认识的变化,他们的民族主义也相应地改变,从政治上的诉求到文化上的救赎,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拯救苦难中国的最终归宿。对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初步的比较,可以更好厘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的忧患之思。     

20世纪上半叶的宋庆龄与女权主义

20世纪上半叶,宋庆龄的妇女思想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三民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逐渐在革命实践中放弃了女权主义,转而将妇女解放问题纳入民族革命的一部分。宋庆龄的革命历程是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的一个缩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女权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走向。在民族革命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近代中国,女权主义必然被介入民族主义,从而被边缘化,这同时也为妇女解放找到了可行的道路。     

民族主义视点与中日关系

在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政冷经热”的结构性矛盾,两国国民情绪受到了直接影响,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狭隘民族主义有所凸现。为此,必须加强民族主义的理性管理,促进中日民间的相互了解,推动民间感情的逐步好转。     

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

从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分析了国家形象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然而在西方媒体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多属负面,此一现实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指出,海外华文传媒能够发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作用,中国应继续重视海外华文传媒的运用,使之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论中国传统宗教(上)

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本土道教以及产生于明清二代的民间宗教构成中国传统宗教的内容。中国传统宗教形式多样,历史久远。"敬天法祖"的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的核心。道教和民间宗教是中国自己创立的作为社会形态的教派宗教。中国传统宗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神崇拜及其互融、宗教信仰的政治化、入世情怀和天(神)合德等诸多特点,而这些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重社会人生的价值取向和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及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都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行政区划手段的适度运用与纵向府际关系的平衡

在平衡府际关系的过程中,能否适度保持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将直接关系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总体稳定。行政区划作为中央对地方施加控制的基本技术手段,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被反复运用。对纵向府际关系基本框架的形成发挥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国家．在国家统一仍然面临较大压力的情况下．适当发挥行政区划的控制机能是必要的。但是,需注意的是：首先,行政区划的控制机能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再者。行政区划调整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第三,须认识到省区调整的复杂性和渐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