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罗振玉晚年交恶考论

王国维与罗振玉结识后有近三十年在生活和学术上几乎形影不离的经历，情谊深长，并因王国维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三女罗孝纯联姻而结成亲家。但在1926年8月王潜明突然去世后，因罗孝纯与王国维夫人的直接矛盾，而导致王国维与罗振玉关系的终结。此虽因王潜明的海关抚恤金而起，而实是由平日生活的矛盾积累所致。王国维素厚长媳罗孝纯，因其坚拒抚恤金并得到罗振玉的支持，令王国维备感屈辱。这种屈辱也使得王国维生趣渐失，罗、王近三十年的密切关系因此而结束。通观罗、王一生之行迹，他们不仅在学术上互生互发，行走在当时中国学术的最前沿，而且罗振玉对王国维一家的生活也一直照拂有加。他们晚年的交恶情形颇为周边不少人所知，这使得在王国维自沉后，引发了种种关于其死因的猜想。但综其一生，罗振玉对王国维所付出的情怀是值得尊重的。     

王国维死因再探讨

王国维的死因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从他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农历五月三日)自沉颐和园昆明湖起到今天,整整七十年的时间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未间断。这首先是由他崇高的学术地位所决定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学大师,举世公认而无异辞的只有三位,即: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他们都是为学人所敬仰的一代宗师。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学者而又如此不寻常的死法,引得相识者或不相识者纷纷探究死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死者已矣,质证无由,对谜底的解猜也使得后人兴趣不减,以     

王国维“殉文化说”质疑

王国维自沉是王氏晚年遭受意外打击的一种生存反应。“殉文化说”对审美文化理解的误区在于割裂了文化的延续形态和连续体性质。王国维生活在中华民族面对西方文化冲撞并在被动中接受西方文化之时,他由主动迎合变法而译介西方文化到晚年以保守主义固步自封,最终又为家事...     

王国维治词业绩平议

王国维,初名国祯,字静安,亦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有。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十二月三日生,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于北京颐和园之昆明湖而死,享年五十。在其短短的一生中,对于学术、文化的诸多领域乃至整个社会人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著作六十余种,而填词与论词,则仅仅在其三十岁前后,花费二、三年功夫。据称,王国维乃于治哲学之暇,兼以填词自遣。二十九岁至三十岁刊行《人间词》甲稿,三十一岁刊行《人间词》乙稿,共百余首。三十至三十二岁发表《人间词话》。此后,他就转而专治宋元明通俗文学了。王国维治词颇为自信。曾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心态——对王国维自沉的一种社会学解读

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动,社会观念变迁的速度是知识分子心态的风向标。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重量级国学大师,王国维试图对学术与政治双重关切,对中西新旧文化普遍调适,并坚持个人精神操守与群体心理归属的矛盾统一,但他兼顾、包容这些方面的努力常陷于困境,促使他最后选择自沉。从社会学角度看,王国维自沉折射出经过五四精神洗礼后社会观念急剧变迁时期知识分子的一种复杂心态。     

论王国维对悲剧人生的解脱

在现代化的潮流中,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独特却又异常重要的存在,他异于时人的社会改造,却由个体生命体验走向纯粹学术、纯粹哲学,远离时代硝烟而自成博大精深。王国维独特的学术成就与他的悲剧人生及他对悲剧人生的异常敏感的体验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后者的延伸：纯粹学术的追求是王国维企图解脱悲剧人生的结果。叔本华和老庄等人的哲学成为观照其悲剧人生的思想工具。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佛家底蕴

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这篇论文的写成,是他早年人生困惑与佛教情结的自然延伸与继续发展。王国维早就用佛家眼光即"天眼"去看待人生。因此,《红楼梦评论》关于人生苦痛与解脱的哲学底蕴的核心观念主要源自佛家而不是叔本华。曾受东方佛教影响的叔本华厌世哲学使王国维进一步从理论上完成对人生的悲观看法,进而使他形成宗教化特别是颇具佛家倾向的美术观及文学观,以致把《红楼梦》几看成一部解脱人生苦痛的佛教文本。     

王国维哲学、宗教观念与“人生”诗学

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这使得他更为敏锐地关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并以此开始他早年的哲学研究之旅。王国维由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介入到宗教领域,带着对哲学、宗教的双重失望进入文学领域,并将早年的哲学、宗教观念带入到文学理论之中。他认为苦痛才是人生之真相,诗人要首先深度体验苦痛,才能更好地表现苦痛。王国维的文学观念与其哲学认知、宗教情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王国维评传

王国维的青少年时代王国维,初名德桢,后改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后更为观堂,又号永观;于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公元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县城内双仁巷王宅;于民国十六年五月初三(公元1927年6月2日)自沉于北平颐和园内之昆明湖。王国维的先世原籍开封。远祖王禀于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以副都总管抗金守太原,城破殉难,被追谥为忠壮公,赠安化郡王。他的孙子王沆由青州随宋高宗南渡,迁至     

王国维的美学本体论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缔造者之一 ,是中国最早提出比较完善的美学本体论来的学者。王国维的美学本体论基本上援自叔本华的生命哲学 ,但王国维融会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他自己的人生感受 ,又有重要的创造 ,是典型的中西合一式。他认为 ,美是超功利性的 ,是直观的对象 ,是物我两忘的状态。王国维的美学本体论反映了他思想的内在矛盾 ,亦折射出时代的某些风貌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蔓聚奇赋》“戛戛独造”说悬解

金代王寂的《蔓聚奇赋》不直言所咏之物为“竹”,而是通过特性、功用、用典三方面来暗示,以达到扑朔迷离的文学审美效应。这种刻意出新的尝试与追求是王寂一贯尚奇争胜的创作个性的体现,也正是《蔓聚奇赋》“戛戛独造”之所在。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     

"画眉"张敞

西汉名臣张敞,曾连任京兆尹九年。期间,先后发生过两件引起轰动的事:一是他亲自为妻画眉,被人在汉宣帝面前告了状;一是他在待罪即将离职的五天时间内,逮捕处决了拒不执行工作命令的絮舜。但综观他的一生: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才识过人,他了解体恤民情,治郡严宽相辅而行,成绩斐然;特别是他系心国是,忠于职守,不计个人功名利禄,甚至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其忠诚、才识、业绩,在历史上都堪称第一流。只因曾为妻画眉,而与“飞将军”李广一样终身不得封侯。     

王维诗歌的佛禅义理

王维的生活风格艺术情趣都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他将佛教禅宗义法灵活运用到社会政治中,实践了佛教与人生的统一。他更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佛教禅义融入艺术创作中,用佛禅义理去审视自然,表现自然,这也是其进行诗歌艺术创作、形成其艺术特征最重要的思想背景。王维无论从审美情趣和艺术境界上,都丰富和完善了佛教禅义在诗歌领域的美学内涵。     

王安石家族女性文化初探

王安石家族女性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祖母辈、母辈不出闺门的家庭教育促成王家男子走上仕宦的道路和女子读书风气的形成;第二阶段为王安石同辈的手足分离后,家族女性文化呈现繁荣,王家女性以诗书相高的风气,突破了传统女性的追求;第三阶段,王安石政治主张及官场得失对家族下一代女性产生的影响,形成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风格.随着王安石的离去,王氏家族女性文化也接近尾声,其盛衰是中国传统家族女性文化的一个缩影.     

从《龙舟会》杂剧看王夫之的历史观与戏剧观

王夫之《龙舟会》杂剧的创作,体现了作者肯定政治中兴的历史观念、忠君怀国的历史评价标准、进步的妇女问题史观,显示了作者对明清鼎革历史的独有认识。剧作对民族戏剧的艺术创作原则有创造性的发挥,对南北曲的通融处理体现了作者与时俱进的戏剧观,同时,剧作还明显地受其诗景诗歌理论的影响。王夫之的历史观和戏剧观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和独创性。     

论司马迁的悲悯情怀（下）——司马迁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司马迁与孔子、墨子一样,有一颗伟大的爱人之心,他怀着普世之爱,怀着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对人间的一切苦难和人生的种种悲剧,同情着、惋惜着、痛苦着,他不仅为受苦者、被害者、被压抑者、怀才不遇者、饮恨含冤者一掬同情之泪,也为那些残暴、昏庸、阴险、狡诈、贪婪、无耻、懦弱、欲害人而最终也躲不过悲惨命运的人深深地悲哀.他的爱是博大的,他的悲悯是深沉的,他的心中有着丰富的痛苦.     

王国维与泡尔生

文章探讨了王国维早期思想发展与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Paulsen)的联系,分析了泡尔生在哲学观和有机论的历史观两方面对王国维早期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并揭示了在王国维接受和疏离叔本华哲学的过程中泡尔生所起的中介作用。     

《水浒传》中宋江悲剧命运根源探微

作者费尽笔力塑造的＂全忠仗义＂的宋江遭遇众多读者的厌恶和批判,造成宋江不忠不义的原因,在于作为个体生命的根本性的价值判断和人生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公共价值判断和规范的矛盾,即由于他追求功名之心与他所生的时代相违背而造成的。功名之心是宋江悲剧人生的根本原因所在;功名心使他惹上官司,狼狈逃命于天涯;功名心使他将梁山事业看做他博取功名的筹码,梁山事业和宋江个人的悲剧命运也就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