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慈善研究综述

网络慈善是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对国家、社会、个人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论文立足于现有研究，梳理网络慈善的概念及运作模式、功能及影响因素、发展困境及其治理的研究脉络，总结、反思我国网络慈善研究现有的成就和不足，为网络慈善研究奠定基础，以期推动网络慈善实现高质量发展。     

困境与出路:反思我国慈善事业失范现象

慈善事业是弘扬互助友爱精神、建设积极向上的伦理道德的有效途径。然而,近年来在一片慈善繁荣背后,"慈善丑闻"层出不穷,致使慈善事业公信力大为下降。本文以反思近年来慈善事业失范现象为切入点,提出造成我国慈善事业失范现象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体系与监督机制的缺失、政府的全面渗透与定位不清、慈善文化与慈善公信力不足、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治理慈善事业失范现象的途径可归纳为完善法律监督体系、明确政府定位、营造慈善文化、促进信息披露。     

民生风险感知如何影响捐赠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慈善捐赠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价值日益凸显，有效引导和支持人们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研究发现，民生风险感知显著促进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捐赠行为，公众受教育水平能够对这种促进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家庭经济水平并未发挥显著调节作用。民生风险感知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在加入工具变量的内生性讨论和替换变量度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存在。上述结论澄清了风险情境下个人与社会互构共变关系的形成过程、依存条件和发生机制的理论意涵，为推进我国第三次分配制度改革与社会福利政策调整提供了有益参考。未来可以从民生风险治理、社会责任认知、慈善文化建设和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的配套社会政策体系等多个方面发力，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积极健康发展。     

县域崛起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路径选择

县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节点”。县域崛起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难题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县域崛起既是做大共同富裕“蛋糕”、缩小城乡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环节，也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县域福利保障体系和分配机制、激发县域居民共同富裕内生动力的重要动力。现阶段，加强党对县域崛起的领导、引导工商资本下沉县域、加快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化、实施人才强县战略、数字赋能县域崛起以及加强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等，是县域崛起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佛教慈善组织养老服务递送能力的探索性研究

社会福利事业作为佛教公益慈善事业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之一,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福利服务对象历来都是慈善事业帮助的主要对象.佛教慈善组织参与养老服务递送是佛教以信仰为纽带走出寺院进入现实社会,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的具体形式,是实现人间佛教社会化的重要路径.其优良的社会服务传统、较好的经济来源、强大的志工关系网络、优质的精神慰藉和临终关怀而大大不同于传统的民办养老院,是新时期促进社会化养老服务能力建设的重要力量.     

全民基本服务的共同富裕建设进路探索

在共同富裕建设进程中,我国依然面临相对贫困和贫困边缘群体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工具和表现内容。然而,公共服务系统化建设中却出现“分配-供给-递送-财务”系统的不统一,公平性、赋权性和可持续性体现不充分。目前,西方福利国家在福利改革过程中出现从公共服务向全民基本服务过渡的趋势,这对于我国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发展公共服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全民基本服务强调共同需要与集体责任的分配内核,服务延展与直接满足的供给更新,结构优化与治理提效的递送优化,经济赋能与持续增长的财务升级。全民基本服务与共同富裕具有分配价值同一性,供给内容同向性,服务递送统一性和筹资权责一致性的内在逻辑关系,全民基本服务策略嵌入共同富裕具有科学性。在共同富裕建设中,通过系统化借鉴全民基本服务策略,能有效弥补当前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其实现路径是建立基于共同需求的全民基本服务分配机制、递进性服务供给连续统一体、专业性和下沉式的服务递送体系、公共财政与公益慈善二元互补的财务机制。     

共同富裕视角下激励第三次分配的法治进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及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第三次分配必不可少。国家为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以法律和政策的双重手段调整复杂多元的分配关系,通过建立稳定长效的第三次分配激励机制,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我国已逐步形成以促进慈善事业、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慈善资源分配为基本维度的第三次分配政策框架,具体政策的落实有赖法治充分发挥其促进、激励和保障作用。第三次分配发展面临治理范式与分配内容不适配导致治理失灵、分配方式存在缺陷导致分配效率不足、法律激励偏重外在致使分配效果不佳等现实挑战。在法治层面激励第三次分配发展,需要各类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构建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多重治理体系、优化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慈善资源结构、拓展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激励相容机制。     

中西方慈善组织比较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慈善事业还处在初级阶段，一些显现的、潜在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慈善组织的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中西方慈善组织在发展上的差距与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根基、运作模式和机制、政府与组织之间的地位关系等有关。解决社会慈善核心价值观缺失问题，克服因缺乏制度支持而导致运作随意性消极性的缺陷，调整政府与组织之间的不协调性关系是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以“扬弃”之态和“包容”之心汲取发达国家的慈善理念和管理经验，有助于我国慈善组织的效率提高和功能发挥。     

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转向、场景及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而数字技术是第三次分配有效运转的关键要素和治理工具。在实践转向上,数字技术赋能促使人们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从“模糊”向“清晰”转变,行为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情感从“排斥”向“接纳”转变,方式从“在场”向“在线”转变。同时,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数字志愿服务、数字公益慈善、数字文化艺术以及数字金融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场景中,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显性”的实质性成效。为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条件,以政府制度统筹为根本保障,以社会多方参与为关键基础,以公众积极响应为核心要义。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研究综述

在家庭小型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福利治理博弈与考量的必然结果,也是作为减轻国家福利、家庭福利供给压力的重要途径。文章追述前沿文献,重点梳理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的相关理论基础、面临的困难及其研究前景,并指出新形势下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的研究应以福利治理主体间的竞争与合作为立足点,应通过实证研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提供中国路径。     

宪法福利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2021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新时代元年。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制度建设、现代社会福利共识、科学精准疫情防控、重塑国家形象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需要共同聚焦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宪法福利学议题应运而生。文章首次探讨宪法福利学内涵外延、主要构成要件与基本特征；界定宪法福利学、财税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范式历史发展四个阶段与时代特征；简述宪法福利学纵向研究的全球、地区、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个人家庭福利体系七个层次；探讨政治福利，宪法福利，立法、司法与法律福利，政府与行政福利，财税福利，公共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活化福利八大领域；探讨现代宪法福利学理论范式、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国家目标之间的社会制度逻辑，以期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宪法化福利制度与福利化宪法制度基础。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转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系统，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上，这就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历史维度来看，虽然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但国家（政府）始终是传统治理体系的“主力军”。而面对一个现代转型社会，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应该更加多元化，行为边界更加清晰化，并且在要素行动的同时形塑国家治理的价值观念，为治理体系提供稳定的文化支撑。但在治理要素的耦合过程中要正视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张力，通过要素调节实现系统稳定。     

从政府职能角度论我国慈善事业制度化建设的方向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慈善事业制度化建设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以政府职能为依据,论述了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我国由于政府职能发挥不当而导致慈善事业发展受阻,指出政府在我国慈善事业制度化建设中应努力构建慈善文化、完善慈善法律法规、加强慈善监管和培育民间慈善组织,从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收入分配合理有序。     

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与价值共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五社联动”案例中的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以及社区间的运作过程、内在机制进行全景式描述，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会自发生成，而是通过结构再造、秩序整合、价值共创实现治理共同体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结构再造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保障，政治权威和资源整合能力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条件，价值共识是治理结构再造、秩序重组的现实基础，这对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逻辑并探寻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慈善的考掘：以关系为方法的社区社会工作实验/实践

慈善正当化了绝大部分人对人或主体对主体的介入，这个词汇的使用决定了关系的张力与方向；而慈善专业化的结果，经常变成权力治理的一部分。特别是当“慈善”或“被慈善”被去政治化时，弱势者只是被标记、被识别的差异群体，单纯地接受国家或私人的好意，然后“感恩”、努力再度融入社会常态甚或回馈，社会服务的本质，就是用来强化既存的社会秩序或伦理道德，成为单向心理治理或成为社会问题去政治化的工具。社会工作其实就是关系工作，而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限往往就在于关系性的局限。如何将传统慈善/照顾关系的解构与再建构，朝向社会照顾，同时将慈善做为翻转“助人者—受助者”双方政治心理的方法，让彼此在慈善关系中都得到“再政治化”的效果，是我们正在台湾基层社区开始进行的实验/实践。     

英国的宗教社会服务发展脉络及启示

英国宗教社会服务与主流的国家福利之间的关系经历了4次主要变革,不同时期宗教慈善组织通过更新自身来调整与国家的关系,获取在慈善领域的发展空间,并为专业社会服务的形成提供了方法沉淀。将宗教服务放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内考量,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塑的过程中,英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在于鼓励宗教慈善组织参与社会福利输送,需要政府提供系统的制度支撑,建立社会取向的社会政策,赋予宗教服务一定的发展空间。悬搁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争论,以民众需求为本位,可以吸纳宗教资源以弥补法定福利供给不足的现状。政府与宗教慈善组织需要对自身分别作出调整,结合本土福利资源的情况,以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共同目标促成合作。     

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企业慈善捐赠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显著方式之一,也是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特征和主体力量.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文化,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相关性表明,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是社会共同体和谐稳定的主体力量,现代慈善捐赠理念是增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自觉性以实现企业自我发展的文化导向,改善优化外部环境是提高现代企业慈善捐赠广度和力度的必要保证.     

论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是其对自身过错的"救赎",也是改善社会环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良方"。从理论上看,由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法律性、专业性,能够胜任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社会力量主要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工机构、志愿者组织、基金会以及慈善组织。在我国,社会力量已经成为国家治理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和重要基础,并且获得了长足发展,所以具备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现实可能性。为了保证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刑事检察工作的长效性,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我国应当建立"社工机构为核心,其他社会力量为支撑"的一体化工作模式、确立准市场机制为主的运行机制,并积极推动相关基金或慈善项目的设立。     

清末民初的新疆慈善事业

清末民初,新疆慈善事业由宗教慈善、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构成。慈善事业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经费来源多元化、管理制度化、水平初级化等特点,出现了慈善资源配置不均衡、监管机制缺失、对慈善的依赖等问题,降低了救助的实际效果。以宗教慈善为主、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为辅的新疆慈善事业格局折射出宗教、国家与民间力量对新疆基层社会的不同影响力。     

企业慈善——新时期我国企业与社会的双赢选择

企业慈善是企业与社会的双赢选择。企业慈善可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达到整合社区资源、促进社区发展的目的,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系统中表达一种“关爱与和谐”的理想与信念。同时,企业慈善有利于提升企业自身形象,增进企业内部凝聚力,培养优秀的企业文化。当前我国企业慈善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我国企业应该大力参与慈善事业,开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企业与社会的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