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兼探虎方之地望

崇拜老虎的传统源自古代游猎族群的精神文化中。华南拜虎传统的分布范围从武陵到罗霄,或许亦到达武夷山脉;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野猪和虎的崇拜曾互相结合,后来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了对野猪的崇拜。山岭拜虎族群影响了所谓“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殷周时期在长江中游之江南地区以湖南、江西为主要分布范围,存在着一个拜虎的古国网络体系,其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称为“虎方”。     

海外收藏虎食人卣造型解读

海外收藏的青铜器虎食人卣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对于其造型意义的解读众说纷纭,本文运用考古学资料从诠释学的视角来分析解读这两件青铜器的造型.可以看出虎食人卣是虎方文化与中原殷商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其造型既保持了虎方生动活泼的地方艺术精神,又吸收了殷商文化狰狞神秘的因素.虎人关系是一种对立关系,主要表现了凶猛和征服的意象.     

法藏敦煌吐蕃占卜文书P.T.351研究

法藏敦煌吐蕃文书P.T.351是一份比较特殊的占卜文书。尽管佛教意味浓厚,但文书中的"夷施弥施诃"一词为判断该文书的宗教属性提供了可能。通过对卜辞内容的仔细爬梳,从藏文书写规则的历史演变以及卜辞所处语境进行分析,判断其景教性质及大概的成书年代。反映了景教在敦煌乃至河西地区吐蕃部落的传教活动中,曾利用包括吐蕃禁忌在内的传统习俗和生活场景进行宣教,充分体现景教传教活动的本土化和灵活性。     

寻找商代法律的遗迹——从传世文献到殷墟甲骨文

传世文献所载商代法律是周秦汉人之看法,所谓甲骨文王"作辟"等三条"刑法"资料纯系讹传,但甲骨文所见"王大令"卜辞或许是商王之"令"的遗迹.     

从殷礼论商后期的社会关系——以花东子卜辞为中心的考察

殷礼中隐含着多重社会关系,并有明显的等级色彩。从花东子卜辞的占卜主体"子"所行祭礼、贡纳礼等仪式内容看,其地位在目前发现的几种非王卜辞占卜主体中"子"应最高,与商王的关系也最为密切。文献记载中"民不祀非族"的情况不完全符合商代祭礼实际,但"神不歆非类"应是合乎事实的。殷墟甲骨文中为禳除灾祸向祖先神行禦祭时,受祭的祖先神与被禳者无论是否为同族,都应理解为祖先神对同族的降福。经过商王选将之后,花东"子"受王命率领其武装力量参与了当时针对召方的协同作战。殷礼中的等级观念已经较为显著,有下级向上级的隔级献礼,却鲜见上级向下级的隔级赏赐。     

"四方风"崇拜中的农业文化意蕴

考察甲骨卜辞及传世文献中的"四方风",可知商周秦汉时期的风神祭祀,直接目的是祈雨求年,终极目的是农事丰收.在农业文明社会,在强烈农业思维模式指引下,四方及四方风神拥有了极强的农业神性.     

"方"与风释

卜辞中记载:"东方曰析,风曰(礨);南方曰荚,风曰(屼)……"为什么把方向与风联在一起?人们没有考虑,这正是"方"源于"风"的可靠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有神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     

“青”字的本义考——兼与潘峰先生商榷

论文针对潘峰在《释"青"》一文中提出的"‘青’是个文化词,并非开始就用来作颜色词"这一观点,提出了相反意见,认为卜辞中尚未发现"青"字,潘文所述卜辞中的"青"字实为"南"字。"青"字是个从生从丹的会意字,"青"字的本义为绿草的颜色,后来又用作深蓝、黑色等。"青"字出现之初就用作颜色词。     

虎方、白虎夷的族源和迁徙——论土家族主要的一支先民

虎方是古老的一个方国,它最早为虎氏族,是黄帝系统的六个胞族之一。曾在黄帝轩辕氏的统领下,大败炎帝于阪泉之野。到了商代,成为虎方,与商的关系是先和后战,终于被迫由河南中部向东南迁于淮北及淮南。由于邻近东夷诸侯,其习俗渐变有浓厚的东夷色彩,故又称为虎夷或夷虎。周灭商后,曾遭到周王朝的几次征伐。春秋末期,又受到楚国的征讨,便逐渐循着江淮之间,由东向西迁至大复山一带,再由汉水以东南渡长江,又循江南西上至宜都,沿清江缠三峡而至川东,形成了白虎复夷,其中有一支和巴人相结合,还有一部     

《金瓶梅词话》“虎中美女”意象新论

《金瓶梅词话》开篇提出的"虎中美女"意象对理解小说人物和主题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梳理可知,"虎中美女"泛指行为如虎的少年美女,在小说中则特指潘金莲。不过,潘金莲婚配的三个男人均与"虎"意象有关,正是"虎"中生活催生了她这一"虎中美女",这样,"虎中美女"意象就不只沿袭着男权社会的"红颜祸水"的认知视角,也提醒着人们对男权社会所造成的"虎中美女"变态人性的深入批判与思考。     

关于对贞卜辞同字异形判定的三个问题

对贞卜辞是甲骨文中有特色的文例形式，我们从对贞卜辞的判定、同字异形现象的判定以及两条卜辞刻写先后顺序的判定三个方面来细致研究对贞卜辞，进而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再论灭商前的商周关系

灭商前的商周关系,在甲骨文发现以前,很少有人从事专门性的研究论述。随着甲骨文资料的发现,以及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对于“先周文化”研究和对于商周关系探讨的著作日益增多。本文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甲骨文资料及有关先秦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商周关系再作检讨。甲骨文中“周”字凡70余见,除武丁时期的卜辞外,也见于武丁时期的记事刻辞和祖庚、祖甲、武乙、文丁时期的卜辞。甲骨文中的“周”无疑是指灭商前的周人,即所谓的“先周”。但卜辞中周人活动在什么地方,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大多数学者认为,灭商     

释“■”

甲骨文中有“■”字,是自组卜辞中屡见的一个奇字。对于此字,过去诸家皆无释,直至最近,仍有人把它当作自组卜辞中出现的一个无法隶定的人物名称看。其实,这个字并非什么难以解读的奇字,它就是卜辞中屡屡出现的“王”字,只不过它是自组卜辞中一种特殊的异体写法而已。     

少皋氏和皋陶、伯益的名称与地望

东夷是中国古代分布于东方广大地区的部落人群,由于居住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图腾崇拜的不同,大致分成人方、虎方和鸟方(因鸟夷人数众多,又分成许多方,这里统称为鸟方),亦即人夷、虎夷和鸟夷。其中尤以鸟夷最为重     

卜辞“入自”为时间指称说

甲骨卜辞"入自""入自日""入自夕"数见,常由虚字"叀"和"于"引导。此结构中"入"为进入之义,指进入某段时间;"自"相当于"于"。"入自""入自日""入自夕"为动词结构充当时间指称。"入自日"指太阳升起的时间段;"入自夕"指太阳落山、进入夜晚的时间段;"入自"为二者的统称,具体所指则应据前后卜辞而定。     

甲骨文“来”字构形及其相关

甲骨卜辞中的"来"被解释为像麦子之形,是象形字,即"麦"的古字初文,在卜辞中被假借为往来之"来","麦"是为其假借义而造的后起本字,"来"字上面的横画学界多认为是文字学上无意义的羡余符号,即赘笔。本文认为,这一赘笔是具有指示性的符号,与汉字构意有关,它标出了麦子的穗实,指出与其他农作物穗实在外形上的差别,即区别性特征,这体现着人们为同类事物造字构形时的思维方式。     

从两条《花东》卜辞看殷礼

从礼制角度研究甲骨卜辞,是进一步发展甲骨学的重要方向。新发表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是武丁时朝臣贵族的卜辞。其中有关该贵族劳王的礼仪,与约有康丁时的《殷契萃编》的一片卜辞,以及商末青铜器始尊的铭文,彼此基本相同。这个例子证明当时已存在比较成熟固定的礼制,即孔子说的"殷礼",中国的传统礼制并非到周代才开始形成。     

卜辞所见商代寇贼的犯罪与惩罚

殷墟卜辞中 “寇” 的用法有三: (一) 用作动词, 表示劫掠、 侵犯之义; (二) 用作名词, 表 示寇贼之义; (三) 用作名词, 表示人名、 地名、 族名。 我们主要探讨了卜辞中作为名词表示寇贼的 “寇” 的犯罪、 抓捕与惩罚。 寇贼曾闯入商人宗庙大肆劫掠, 被商王视作灾咎事件, 而其罪行当远不止于此。 商王 对于寇贼的打击是不遗余力的, 发动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从选派人员到抓捕过程、 结果频频占卜, 颇为重 视。 商王对于抓获的寇贼予以严厉的惩罚, 主要表现为刑罚, 即肉刑与死刑。 在肉刑方面, 寇贼主要被施以 刖刑; 在死刑方面, 商王采取了与祭祀结合的方式剥夺寇贼的生命权, 将之用为人牲。 除此之外, 在特殊情 况下寇贼还被商王用作战争工具, 仅见于商人伐 方的战役, 但并非主力, 似不能高估。     

《西游记》中神魔塑造对藏密宗的借鉴——以悟空束“虎皮裙”为题材

在唐僧"取经故事"取得重大发展的元明两代,藏传佛教对中原文人创作,特别是对小说《金瓶梅》、《西游记》的创作形成积极影响。藏传密宗中护法神束"虎皮裙"的形象甚是常见。除此,人物形象束"虎皮裙"的造型,在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艺术作品中极为罕见,这无疑说明了小说《西游记》孙悟空束"虎皮裙"题材源自藏传密宗。     

是商卜辞,还是周卜辞?——关于周原H:11四片字甲的性质

关于周原出土的H11：1、H11：82、H11：84、H11：112四片甲骨的族属，学界大致有三 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周卜辞，具体说就是文王卜辞；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商卜辞，或认为是 帝辛卜辞，或认为是帝乙卜辞；第三种意见认为：这些卜辞具有商周两族的甲骨特点，是商 王帝辛为册封周方伯这一典礼所进行一系列占卜的卜辞，受封的周人把帝辛的占卜用周人的 语言记录下来，契刻在周人甲骨上。我们认为之所以造成分歧是缘于各家对甲骨文文辞的不 同理解。本文讨论了这三种意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四片卜甲具有两属性，从辞主方面 看，它是商卜辞，是确实的帝辛卜辞；从卜法传统看，它又是卜辞，周是确实的文王卜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