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住房拆除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首次对全国和城市层面城镇地区住房拆除规模进行定量测算。结果显示2001-2010年间全国层面城镇住房累计拆除规模达到0.33亿套,由此引发的被动需求对同期中国城镇新增住房需求的贡献度高达41.10%,成为推动该时期住房市场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基础上,由283个地级以上城市住房拆除率的差异切入,对影响城镇住房拆除规模的主因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住房建筑质量、土地开发强度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镇住房拆除规模的关键因素。预测显示,由于整体建筑质量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2011-2020年间全国范围内城镇住房拆除规模将呈稳中趋降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降低未来的新增住房需求,成为住房市场转入“新常态”的原因之一。     

住房需求的地位动机研究——基于中国城镇家庭数据的2SLS分析

2015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去库存问题已成为国内关注焦点。首次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社会地位寻求动机,从理论上证明地位寻求动机的存在以及对住房需求的推动作用,然后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作2SLS估计,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家庭住房需求受到周围人群显著影响,且根据收入区分不同阶层时,中等收入家庭鉴于"高不成低不就"状态,地位攀比动机强于其他收入阶层,并引入基于不同类型参照组的敏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得到验证,为将住房需求激励政策定位于中等收入家庭提供可能依据。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在测算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四个核心产业大类的增加值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空间条件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动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值为1165.07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9%。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区域差异较大，基尼系数呈现“V”型变化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存在极化现象和空间效应，东部地区省份呈现高低集聚态势，中部地区省份呈现趋同态势，西部地区省份呈现极化态势，东北地区省份则呈现高低差别化稳态分布。     

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

文章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这一视角出发，在解析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9—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与时空差异分析，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探究黄河流域内部耦合协调度差异的来源，并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对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演进趋势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耦合协调水平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增长后劲不足；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下游、中游、上游耦合协调度呈现逐渐递减趋势；总体Dagum基尼系数在持续缩小，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是黄河流域基尼系数的构成主因；三大系统耦合协调等级转移概率存在区位差异，黄河上游的青海和甘肃在下一阶段仍将处于初级协调等级，中游地区达到中级协调的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会继续保持在该水平，下游地区的河南和山东则有一定概率出现协调水平回落现象。     

潜在流动性约束与城镇家庭消费

笔者认为,收入不平等与家庭消费的关系与信贷约束程度以及家庭社会地位偏好有关。住房是典型的地位性商品,收入差距扩大时,人们为了维持或提高现有的相对地位会努力改善居住条件,住房攀比最终会导致全社会住房面积标准提高和房价上涨。在信贷缺乏的环境中,购房标准提高和房价上涨意味着家庭未来遭遇流动性约束的风险加大,为此,家庭在增加购房预算的同时会抑制日常消费。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的微观跟踪调查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支持了我们的观点：（1）周围人群的住房面积的扩大,会促使家庭选择购买更大的房子。并且,攀比效应对住房需求的刺激作用明显大于房价上涨对住房需求的抑制作用。（2）家庭平均住房面积扩大和房价上涨都与收入不平等引发的住房攀比有关。（3）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皆有拉动作用和抑制作用。（4）潜在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家庭地位等级的高低有关。     

住房需求与城镇居民消费

住房不仅兼有消费和投资功能,而且还是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对社会地位的关注会促使人们把更多的资源从非地位性商品转向地位性商品,从而扭曲资源配置。本文首次基于地位寻求理论,利用CHFS数据对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需求行为和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具有明显的地位特征,家庭居住面积不断扩大与地位攀比有关。2.无论是中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住房面积扩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都是显著的。而房价上涨仅抑制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对高收入家庭没有显著影响。     

居民对房价的预期如何影响房价变动

许多研究表明房价变动难以被经济基本面因素完全解释。市场参与者对房价的预期被认为是影响房价变动的重要因素;在土地供给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居民的房价预期对房价的影响更加显著。文章利用2012-2013年中国7个重点城市开展的《中国城镇居民房价预期与购房行为专项调查》的季度调查数据对居民房价预期影响房价变动的内在经济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居民对房价的预期会显著影响其购房需求,从而影响未来房价的变化——本城市内居民对房价的预期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下一期房价增长率相应提高1.04%。文章利用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的联合分析有效缓解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房价波动和宏观调控工具的有效性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住房攀比与居民消费

本文基于CFPS微观跟踪调查数据,从地位寻求角度分析了住房攀比行为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家庭对自身社会地位等级的主观评价与住房面积、消费水平、户主学历等因素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住房面积攀比对城镇家庭消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③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消费行为对其它家庭的示范效应显著,即中国城镇家庭存在向上攀比的地位寻求动机。     

住房价格、土地价格与地方政府行为

本文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2005至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具有“空间依赖”性质的房价地价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深入研究房价与地价关系、地方政府行为对房价和地价的作用机制以及城际间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临近城市间的房价相互“模仿”并一同推动地价上涨,房价对地价的影响呈现“模仿促进”的作用特征;各城市通过尽可能抬高本地地价来拉大与临近城市地价水平的差距,进而推高房价,实现“以地生财”。此外,研究还证实地方政府通过“价格途径”和“政策途径”均能对房价进行有效调控,且“价格途径”具有一定的传染性;而“数量途径”和“结构途径”作为地方政府控制地价的有效手段,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     

中国农民工消费结构特征及市民化趋势分析——基于全国28省1249份有效样本数据检验

摸清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特征对扩大内需、寻求新的消费热点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利用2011年全国28省1 249份有效农民工非实验性问卷调查的数据,用SPSS17.0软件整理出农民工当前消费的基本情况,然后利用ELES法,深度分析农民工消费结构并与市民消费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食物、服装、子女教育以及人情开支消费需求弹性比市民大;教育与娱乐消费份额偏低;医疗消费与住房消费特点与市民相似,消费倾向小,但住房支出的价格弹性大。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民工消费结构,扩大农民工消费需求,促进农民工深度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加剧城市房价的冷热不均吗

本文创新性地运用交互效应动态面板模型重新检验了货币政策对我国295个城市房价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货币供给量增长对我国不同城市房价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效应,货币供给量是加剧我国城市房价结构性分化的主要外部诱因,而利率调整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机制分析则表明,货币政策冲击主要通过供给侧的土地价格这一传导渠道对房价产生影响。本文研究认为,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尤其是运用数量型工具时应将城市住房价格考虑在内,政府应切实推动土地市场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分化难题。     

租住家庭占比、租房供应主体与房价

近年来政府大力推动“租购并举”以缓解大城市不断上涨的房价压力,但住房租赁体系发展是否能达到抑制房价的效果,这种效应与租房供应主体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在国内外都还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实证研究。本文综合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大样本微观数据及城市层面统计数据组成的面板数据,在地级市层面实证考察了住房租赁部门发展对房价的影响效应,重点考察租房供应主体在这种效应中的作用。包含纠正内生性偏误在内的系列计量分析结果都一致性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中的租住家庭占比与当地房价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进一步从住房租赁供应主体结构来看,一个城市租赁供应中市场化比重越高,则该城市租住家庭占比与房价的负向关联越强。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表明推行“租购并举”,不仅应关注租售结构本身,还应加强租房供应主体的多元化,尤其要注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租赁住房供应中的主导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