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行业高管薪酬的有效性分析

文章利用一种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来研究高科技行业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进而探讨高管薪酬的有效性.     

浙江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绩效敏感性研究

选取2007-2009年浙江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浙江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从薪酬一公司绩效敏感性角度,验证了浙江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粘性特征,即公司绩效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绩效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128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1998-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对公司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等企业绩效变量与高管薪酬、持股比例等薪酬激励变量所进行的回归分析,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对高新技术公司薪酬绩效的敏感度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薪酬激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企业绩效与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均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的薪酬绩效敏感度偏低.     

上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PCA方法构造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综合绩效指标,选取境内上市14家商业银行2003～2008年度数据,就他们在高管薪酬方面的不同安排与其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前3名高管薪酬、行长薪酬与银行缋效正相关,高管年龄与银行绩效负相关,高管任职时间、高管是否持股与银行绩效没有呈显著的线性关系.     

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并购评价影响的实证

文章在采用因子分析法构造上市公司综合业绩评价函数的基础上,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比较分析并购事件发生前后上市公司综合绩效得分因子的变化以科学评价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并购短期绩效之间是负相关关系,但是与并购长期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上市公司高管货币性薪酬水平与并购绩效是正相关关系管理层隐性收入与并购短期绩效是负相关关系,与并购长期绩效无显著的相关性。     

新创科技企业治理绩效实证研究——来自中小企业板的经验证据

新创科技企业具备新创企业和科技企业的特征,因此治理机制与其他企业不同。文章采用2006年新创科技中小企业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董事会、高管人员、股东、债权人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治理状况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结论是:董事会开会次数、CEO薪酬、CEO持股比例是否为5～25%、财务信息透明度和公司规模与绩效正相关,CEO变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和资产负债率与绩效负相关。     

上市银行高薪激励意愿与高管薪酬决定的实证分析

文章设计了观念性解释变量"高薪激励意愿",对2009年以前上市的14家银行高管薪酬的多种关联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上市银行高管薪酬不但与净利润额、净利润增长率等经济指标显著相关,而且受股东及董事的观念影响明显.现行的高管薪酬决策可能忽略了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全面性考查,对能体现银行资产利用效能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呈现出反向激励.文章建议我国上市银行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高管薪酬决定机制.     

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评价

文章基于2007-2012年沪深两市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并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分析法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全面控制前期文献提及的诸多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因素后,实证分析了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文章实证结果显示,在系统控制企业规模、资产结构、资产周转率、最终控制人属性、两职合一、资产负债比率、流动性比率、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股权制衡度、时间效应、行业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影响后,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影响.     

高管与普通职工薪酬差距对国企发展影响的实证

文章基于国有上市企业改制数据,采用倾向匹配得分的差分内差分方法(PSM-DID),分析了国企改制过程中高管与普通职工薪酬差距对企业和员工层面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就平均处理效应而言,国有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得到的改革红利最大,但承担的成本也较高;就企业和员工绩效而言,改制后的内部薪酬差距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改善,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员工绩效带来负面效应,二者均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效发挥,能够显著改善国企改制效果.     

创新导向团队薪酬及其契约设计的实验研究

团队合作是现代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工作方式,团队薪酬的模式选择与契约设计对于企业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设计了一项奶茶店团队经营实验,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检验不同模式下团队薪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团队薪酬中探索性薪酬的授予范围和业绩考核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固定薪酬和浮动薪酬相比,探索性薪酬模式下实验团队的创新投入水平更高、创新产出更多;对于授予范围来说,与不授予探索性薪酬、较小范围授予探索性薪酬及全部授予探索性薪酬模式相比,较大范围授予探索性薪酬时实验团队的创新投入水平更高、创新产出更多;对于业绩考核强度来说,与宽松型业绩考核强度和严格型业绩考核强度相比,适中型业绩考核强度下实验团队的创新投入水平更高、创新产出更多;团队的风险规避程度同样影响创新绩效,探索性薪酬模式下风险偏好的团队普遍有更好的创新投入表现。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团队薪酬及其契约设计与创新绩效的相关文献,为企业设计创新导向的团队薪酬契约提供了理论依据。     

经营战略、高管薪酬与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

文章运用因子分析法、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经营战略、高管薪酬与业绩评价指标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经营战略的实现程度呈正相关,经营战略、高管薪酬与非财务业绩评价指标呈正相关.在高管薪酬的制定时,企业产权性质不同,业绩评价指标选择的偏好也有差异.     

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市场调查分析

一、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逐步受到重视 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使古典意义的企业家职能发生了分解，产生了职业化的管理人员，即高级管理层。然而，高级管理层和企业所有者的目标和利益不一致以及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和高管人员激励约束问题的产生。     

企业薪酬制度与组织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

在当前,薪酬不只是对员工贡献的承认和回报,它还是一套把企业的战略目标和价值观转化成具体行动方案,以及支持员工实施这些方案的管理流程.但是,目前国内对企业薪酬制度与组织绩效之间相关性程度的实证研究还相当缺乏.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特性与高管薪酬差距的实证

高管薪酬治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现有文献对高管薪酬差距的研究甚少.文章选取2005～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首次将企业生命周期变量引入到对高管薪酬差距的实证研究中,从企业特性角度分析了对影响高管薪酬差距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验证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在中国上市公司的适用性.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政府限薪令关系的研究

文章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政府限薪令之间的关系。结论归纳为三点:一是我国上市企业中存在显著的高管非业绩付薪现象;二是较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高管非业绩付薪的现象更为严重;三是政府法规发布后,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得到显著提高,说明《政府限薪令》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股份制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绩效分析

本文使用了六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003—2009年七年的数据对高管人员的薪酬与绩效进行了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薪酬与业绩的增长幅度存在不一致的情况；银行业的利润总量是依靠规模的扩张而非资产质量的改善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增长。     

转型经济环境特征与企业创业导向探讨

文章构建了转型经济环境特征、高管团队构成和薪酬方式、企业创业导向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旨在揭示高管团队特征变化对转型经济环境变化与企业实施创业导向战略的匹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以产出为导向的薪酬方式在转型经济环境特征与创业导向之间具有一定的路径引导作用,但高管团队中产出型部门背景的成员比例对创业导向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失败再创新行为与再创新绩效——基于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1—2019年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了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失败再创新行为与再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管团队风险偏好正向影响失败后技术开发阶段再创新绩效,但负向影响失败后成果转化阶段再创新绩效。失败后全新创新在高管团队风险偏好与失败后两阶段再创新绩效间皆存在中介作用,而失败后追加创新未见中介作用。同时,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对失败后两阶段再创新绩效的影响较对成功后两阶段再创新绩效更显著,且失败后全新创新较成功后全新创新的中介作用更显著。本文旨在为企业构建合理的高管团队、改善其失败再创新行为、提高再创新绩 效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借鉴。     

新疆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和公司业绩的实证分析

一、引言 新疆上市公司凭借资金、技术、人才、产业规模等优势,已经成为推动新疆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新疆上市公司对新疆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增强,上市公司高管对公司的作用日趋明显,他们的年薪也备受社会关注。提高高层管理者年薪能否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高管薪酬是否发挥了激励作用。     

政府支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高管团队集体创新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高管团队集体创新在政府支持与合作社经营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292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支持与合作社经营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与社会绩效的关系显著于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高管团队集体创新与合作社经营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支持措施可直接对合作社绩效产生影响,大部分是通过合作社高管团队集体创新的中介效应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