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采用熵值TOPSIS法测度2011—2019年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根据测算结果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推动劳动技能结构向高级化演进，即对高技能劳动力产生的需求效应大于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且劳动技能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随着劳动技能结构的升级，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超过43.1560%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具有“跨越式”提升。     

城市规模与人力资本技能溢价: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个人样本数据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考察城市规模与异质性劳动力收入和人力资本技能溢价的关系,并结合城市集聚经济理论和空间知识经济理论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剖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大城市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作用下具有更高的劳动力名义工资和技能溢价水平;考虑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活成本差异后,补偿效应会部分抵消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对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弱化大城市的技能溢价水平。进一步的非线性效应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劳动力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分别存在倒U型和正U型关系;通过比较城市规模对不同收入群体技能溢价的差异性影响验证了群分效应的存在。研究结果对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人才政策的制定以及技能异质性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最低工资、企业生产率与技能溢价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劳动力(技能工和非技能工)和生产者的两部门“效率工资”拓展模型,试图从企业生产率的视角理解最低工资如何影响技能溢价.理论分析表明,在最低工资制度的外生冲击下,企业生产率在技能溢价的形成中同时扮演着“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双重角色,进而本文提出两个基本命题.随后,利用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251个地级市统计数据,展开了系列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最低工资与技能溢价显著正相关,具体表现为:企业生产率越高,最低工资对技能溢价的正向作用越大;最低工资显著改善了企业生产率,从而扩大了技能溢价.由此可见,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不能抑制技能溢价,反而加剧了这一现象.     

中国工业行业劳动力技能短缺的统计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2010—2019年中国工业及分行业面板数据，对我国工业行业劳动力技能短缺情况进行了测度，并借助多项logit模型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工业行业劳动力技能短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工业行业劳动力技能在2015年之后开始呈现短缺趋势，且主要集中于高技术产业；物价变动、劳动力年龄结构与工业行业劳动力外部技能短缺呈“U”型非线性关系，劳动力工资与工业行业劳动力外部技能短缺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劳动力技术性贬值、劳动力技术型资本投资与工业行业劳动力内部技能短缺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劳动力经济性贬值与内部技能短缺呈“U”型非线性关系。     

中国技能溢价、要素替代与效率水平变化的估计与分析

本文提出了一种估算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工资水平的方法,并据此对我国1990-2014年的技能与非技能劳动工资水平以及技能溢价水平进行了估算.然后使用具有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的双层嵌套CES生产函数,通过标准化供给侧方程组方法估计了我国在此期间资本与技能劳动、技能与非技能劳动、资本与非技能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以及资本、技能劳动、非技能劳动各要素的技术进步函数;并基于本文提出的技能溢价变化的构成因素分解式,分别测算分析了资本-技能互补效应、技能-非技能效率效应、技能-非技能供给效应对技能溢价变化的影响.     

上海浦东新区经济转型与人口就业关系研究

2000年以来,浦东经济与人口就业同步快速增长,“人口红利驱动型”增长特点明显；同时,浦东经济增长与就业同步增长的模式开始出现逆转的征兆.“十二五”期间,预计浦东劳动力供给仍有较大增量,而劳动力需求数量可能小于供给、需求质量将提升,经济与就业关系将出现拐点,为此建议,从大力推进浦东人力资源的升级和开发以及实现“就业友好”型的经济转型两方面促进经济转型与充分就业的双赢.     

数字经济时代的“红利”与“鸿沟”：异质性劳动力的微观表征

作为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产业发展的方向,数字经济具有双刃剑的特点。文章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会对高技能劳动力和非常规认知型职业劳动力产生工资溢价效应,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从而扩大技能工资收入差距。其中,数字经济引致的城市生产率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扩大工资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机制,且人力资本积累会进一步扩大差距。此外,数字经济的工资溢价效应在东中部地区、人口规模100万及以上的城市、非中老年群体及非农户口群体中更显著。     

“刘易斯拐点”背景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历史性、趋势性的变化,劳动力从近乎无限供给向短缺转变,以及伴随而来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预示着“刘易斯拐点”正在临近.本文在分析浙江经济发展方式与农业转移人口的交织影响的基础上,提出要抓住“刘易斯拐点”这一契机,倒逼企业转型升级,降低对低素质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并通过建立平等向上流动通道、加强在职技能培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途径,逐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基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定义，同时考虑“资本—技能互补”假说，根据非技能劳动、技能劳动和资本三要素双层嵌套型CES生产函数，构建出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指数与要素配置技能偏向性指数，并推导出TFP增长率函数及其各分解效应。在理论层面揭示了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性、要素配置技能偏向性、要素效率增长率与投入增长率之间的协同效应对TFP增长率的影响机制，丰富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下对TFP增长率变动的机理认识。进一步，利用2000—2019年中国制造业相关数据分析发现，生产要素效率水平的提升是推动制造业TFP增长率提升的基本力量，而在未来同时提升技能劳动效率水平与投入规模，对于提升制造业TFP增长率，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将具有积极且关键的作用。     

要素匹配与中国投资效率空间差异性——基于双层嵌套型函数的分解研究

本文基于四要素双层嵌套的生产函数，利用1990-2016年全国层面及省际层面数据测算投资效率，并分析其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轨迹，检验投资效率匹配效应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1990-2016年我国整体投资效率呈下降趋势，资本-技能劳动匹配效应与整体投资效率走势趋同，快速累积的资本存量和不断升级的资本质量与短缺的技能劳动之间矛盾突出。②东中西部地区投资效率增长非一致性明显。东部地区资本相对投资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但下降幅度大于中西部，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差距缩小，其中匹配效应是区域间投资效率非平衡的主要成因。③若产业结构升级的技能劳动需求不能满足，将引发要素错配，不利于有效投资。房价与工资提升分别通过影响技能劳动供给和需求抑制要素匹配效率；教育和公路设施会对地区要素匹配产生积极影响，改善地区间投资效率非均衡性；地区投资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毗邻地区的要素流动和经济发展相近地区的技术溢出均对投资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     

技能溢价源于技术进步偏向性吗？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向来关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现代研究却普遍忽视技术进步对异质性要素发展可能产生的偏向性影响,特别是技术进步能否呈现技能偏向性并引致不同类型劳动者报酬分化问题。本文利用双层嵌套型CES生产函数和非线性似不相关方法估计中国技能溢价水平,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小于1而技能和非技能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技术进步偏向性及技能和非技能劳动的替代效应明显,利用技术进步偏向性模型模拟的数据与真实值无明显差异,印证技能溢价源于偏向型技术进步且偏向性效应不断强化。同时,回归方法检验结果也发现,技术进步偏向性对技能溢价正向效应显著,验证出我国技能溢价现象主要是源于技术进步偏向性作用的结果。     

数字化转型、劳动力技能结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考虑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互动现象，基于互补理论构建了劳动力技能结构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微观机制。同时，基于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互补效应，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规模企业、年轻企业和中西部地区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互补效应更强。     

人口规模、“省直管县”与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来自湖北省市、县两级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构建地方公共品最优供给模型基础上，运用湖北省县级和地市级面板数据就人口规模、“省直管县”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基于Bordherding-Deacon常弹性拥挤函数的模型比较有效的刻画了地方公共品的供给；地市和县人口增加产生的“规模效应”大于“拥挤效应”；在县级公共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为正，价格机制在县域公共品供给中是失灵的，而在地市级价格弹性为负，价格机制发挥着一定作用；无论地市级还是县级，公共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都大于1而富有弹性，符合“瓦格纳法则”；上级财政补助在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不明显。     

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识别与机制检验

有效的金融服务供给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文章基于2011—2018年新三板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最大，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数字金融对不同类别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一致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非高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不同行业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数字金融会通过“外降”与“内增”途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上，数字金融与金融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相互替代效应。现阶段，应从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平衡发展及金融监管四个方面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带动作用。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高了吗

本文基于Khandelwal(2010)的出口产品质量测度思路及Berry（1994）的嵌套Logit模型,构建了测度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理论框架。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总体的质量水平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各行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决定因素进行了多维度的经验考察,得到了以下基本结论：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较高时,它与出口产品质量显著正相关;随着一般贸易份额的增加,其对出口质量的提升已超过了加工贸易;企业研发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质量贡献最大,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质量贡献最小;人力资本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贡献刚好跟国内研发相反;外资出资方式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与其采取的贸易方式有关。另外,企业中间品投入、资本强度及政府的研发补贴都会对出口质量产生影响。据此,本文认为在引资导向上应逐步引导外资与一般贸易方式的结合力度;适度加大对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研发力度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需加强企业中间投入品的投入,优化要素投入比例,积极培育高质量、适合各行业实际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本。     

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下的变化与挑战

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构成是影响劳动供给的最基本因素。浙江作为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由于长期处于低生育人口转变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发生迅速且根本性的变化。伴随着人口转型的不断演进,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然结束;年轻劳动力不断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高素质劳动力与产业发展匹配度低等结构性问题逐一浮现。对此,本文提出以人口质量替代数量,提升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推进农业信息化和产业化水平,加大成人继续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等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教育教育再教育——浙江人口新常态的思考

浙江是人口流动大省,当前,浙江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省外流入人口从大量流入逐步转向回流趋势、迁移模式从单人流动逐步转向举家迁移等特征,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普通劳动力的总量矛盾持续显现、技能人才的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和高校专业设置与人才需求存在结构性偏差,提出坚持普惠教育,以教育优势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整合部门资源,提升农民工技能培训绩效等建议。     

互联网技能会带来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吗?——基于C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互联网正逐步与“三农”领域相互融合,重塑着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观念。为此,本文结合CSS2015数据,系统探究互联网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互联网技能会显著提高平均消费倾向与文娱消费倾向,降低恩格尔系数,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研究结论仍然稳健,即互联网技能可以释放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推动农村消费升级;②随着分位点提高,互联网技能对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呈现倒U 型态势,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呈现U 型态势,相比之下,互联网技能只对高分位点文娱消费倾向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③互联网技能会增加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优化东部地区的消费结构。以上结论有助于认清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深层影响。     

高技能人才与浙江省产业升级的耦合研究

本文在对浙江省高技能人才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高技能人才与产业升级耦合关系的经验验证,实证研究了浙江省高技能人才与浙江省产业升级的耦合关系,指出高技能人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通过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等方面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资本技能互补与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决定

本文基于三要素双层嵌套式CES生产函数和质量阶梯型技术创新模型，通过对企业行为的理论分析，揭示了决定技术进步方向的各种因素，发现技术进步的方向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资本技能互补的间接效应和劳动力市场内部的规模效应。其中，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引致技术进步偏向于技能的机制有二：一是通过体现于资本的技术水平提高偏向于技能劳动，二是通过资本规模的扩大偏向于技能劳动。运用贝叶斯参数估计方法对中国1991-2016年期间技术进步技能偏向指数的实证测算结果表明，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对于决定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作用巨大，尽管在此期间直接效应偏向于非技能劳动，但是由于资本技能互补的间接效应和要素配置的规模效应偏向于技能劳动，且二者的作用强度均大于直接效应，从而使得中国的技术整体呈现出技能劳动偏向。